江澤民同志關于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論述，是黨中央站在世紀之交的歷史高度，著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承歷史，前瞻未來所作出的精辟論述。它是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更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綱領。
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思想，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講的是我黨在經濟基礎中的地位，“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強調了我黨在上層建筑的作用，“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確了我黨革命和建設的根本目標。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互為因果。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要把“三個代表”作為一個整體貫徹于各項工作之中，是一門大學問，是對我黨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的一個大考驗，也是江澤民同志面對新世紀提出的一個大思路。江澤民同志要求我們，“要緊密結合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緊密結合我國社會生產力最新發展和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的實際，緊密結合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發展要求，緊密結合我們黨員干部隊伍發生的重大變化，來深入思考這個問題。”（《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頁）我們要深刻理解“三個代表”的精神，就必須從這“四個緊密結合”入手，全面理解和掌握“三個代表”思想的內涵，從而更好地指導我們的工作。
新的世紀即將來臨。黨的十五大已經為我們提出了新的發展目標，我們要在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建黨100
周年，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建國100周年，
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實現這個任務，就必須全面落實“三個代表”的思想，搞清楚“三個代表”的內涵和要求，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十五大精神，做好我們的各項工作。而財政作為“國家的一項重要職能，是國家政權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江澤民同志在年初省部級高級干部財稅研討班上的講話）在完成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中，負有重要的使命，更要以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為指導思想，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從全面落實國家職能的角度出發，以十五大提出的宏偉目標為要求，全面開展工作。而不能簡單地從收收支支出發，把財政工作局限在預算資金這個小范圍之中。
作為國家的一項重要職能，要做好財政工作，就必須正確理解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職能的具體要求。國家職能的內容很多，如無產階級民主和專政等，實現這些國家職能的目的，就是小平同志所講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發展生產力，始終是國家職能的重要內容。這一點，從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三個大大”（生產力大大提高，產品大大豐富，人民覺悟大大提高）的描述，到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于”，到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都反映了這種思想。財政要履行國家職能，就必須為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為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為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
我們必須以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為標準，根據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開展財政理論研究，做好各項財政工作。任何社會的生產力都是不平衡的，生產力多層性決定了生產關系的多樣性。這一點，在我國表現得更為明顯。我國正處于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中間，“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頁）由于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不徹底，對封建生產關系的革命一直到土改時期才全面補課完成，因此，一些舊的、落后的生產力仍在我國存在，生產力層次很復雜：一方面，有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但實力不強。盡管建國初期我們接受了敵偽財產，但那時的現代化生產力才剛剛達到30％多。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廣大的小生產，廣大的農村還處于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之中。根據這個國情，我們要為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服務，就必須做好國有企業的改革，使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處于主體地位，發揮主導作用。我們進行國有企業改革，抓大放小，是完全正確的，不是搞私有化。發展民營經濟，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是促進小生產向大生產過渡，這與私有化有原則的區別。朱ｒóｎｇ＠①基總理說：“我國的公共財政，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公共財政，不能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還需要在競爭性領域中有必要的投入和盈利，這比資本主義國家范圍要大一些。”（見朱ｒóｎｇ＠①基總理在省部級高級干部財稅研討班上的講話）財政必須在支持國有企業改革中發揮作用。如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搞債轉股；用財政資金貼息，支持國有企業技術改造；用在境內外股票上市、發債等，支持國有企業的發展；發揮財政的作用，進行資產重組等等。近期我們對遼寧省國有企業進行了考察，鞍鋼、東北電力、撫順石化以及沈陽鐵西區，通過財政政策的支持和企業內部分配制度的調整，已經走出低谷，出現了扭虧增盈的趨勢。實踐證明，只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得好，運用得好，國有企業就大有希望。
因此，按照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思想，國家必須要運用法權，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經濟成分，促使小生產向大生產發展；就必須建立合理的國民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實現以最少的勞動耗費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不斷滿足人民的需要；就必須對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進行有序的分配與再分配。財政要在發展生產力，調整生產關系，分配國民生產總值，提高國民收入的使用效益等方面發揮作用，就必須在整個再生產過程中，都要進行管理。現在的核算體系，沒法使價值與使用價值對應起來，加大了財政管理的難度。在這種核算體系下，有人認為，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財力正在減少。這是對財政工作的誤解。首先，gdp這個指標有很多重復計算的成分，
用這個指標來衡量財政的職能，本身就不準確。其次，
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減少，也不等于財政職能的減少。我們講財政要對整個再生產過程進行管理，并不是講要統統包起來，全部收上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對社會總產品必須進行六項扣除，不僅僅是財政直接分配，還包括了信貸、價格等間接分配。
現在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減少，是直接分配和間接分配比例的調整，是間接分配多了，直接分配少了。如撥改貸，就拿出去了一大塊應由財政直接分配的資金。我們把目光停留在財政收上來的資金上，在不知道蛋糕有多大的情況下去進行切割，永遠會感到財政資金不足。必須從整個國民經濟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去考慮我們的財政問題，從組織（近期和長期的）生產與消費的平衡為基點，明確財政在再生產過程中有中介地位，以發展經濟、做好做大蛋糕的基礎研究財政問題，只有這樣，才符合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的要求。
當然，我們的財政工作中的確存在著很多缺陷，特別是在預算管理上，一度重收入而輕支出。財政部近期進行的改革，就是從支出管理入手，規范財政支出的范圍，調整支出管理的方法，改進支出管理的程序，并在此基礎上，對財政部的機構進行了適當的調整。這次改革，抓住了財政管理中的薄弱環節，十分重要。但如何在改革中貫徹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思想，還值得好好研究。我認為，必須對照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的要求進行界定。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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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作出了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與此相適應，財政安排了幾千億資金，搞西部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大家認為這就是公共財政或公共產品。我認為不夠全面。西部大開發，是國家的一項戰略性的決策，財政對西部的投資，不僅僅是建幾條鐵路、公路的問題，關鍵是市場開發問題，是加快西部人民致富步伐的問題，是資源的開發利用問題，最終是生產力發展的問題。東部的發展，靠的是地域優勢，但僅僅靠地域優勢不能使我國民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必須利用西部的資源優勢。這是小平同志兩個大局思想的體現，也是我國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因此，在西部大開發中，財政不是僅僅搞一些基礎設施就行了，還必須對治理水土流失、治理沙化荒漠化，對退耕還林、退耕還牧，對開發和利用西部資源，對縮小東西部地區差別，對西部廣大農村經濟和農村市場的開發，對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對西部國有企業的脫困和振興等有所作為。財政在這些方面可以發揮的作用很多，如在稅收上可以明確一些地區差別稅率，也可以對高科技等行業進行差別稅率。又如在西部的煤、油、氣開發并實現向東輸出，解決動力問題后，還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對冶煉、化工等耗電量較大的企業進行投資等。而這些，能用公共產品來界定嗎？
又如，教育支出，它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投資，也很難用公共產品進行界定，只有用馬克思的勞動力再生產原理，才能界定在生產力中的活勞動應該占多大的地位，然后才能區別計算哪些應該由國家承擔的，如義務教育；哪些因為存在著雙向選擇，需要私人投資的，如高等教育。至于如何核算應該收取多大的費用，倒是可以借鑒西方經濟學的人力資本的核算方法，這作為應用科學來講，是完全可以的。
衛生支出也如此，它是勞動力再生產中勞動力這個最活躍生產力的“維修”資金，也像機器設備一樣，需要大修、中修和小修，是勞動力再生產中不可缺少的支出，也不能用公共產品來解釋。因此，醫療費用就要納入財政分配范圍，公務員等國家工作人員要采取公費醫療，但為了避免浪費，就要把資產階級法權用在這里，讓每個人自己出一點；企業職工，如果工資含量中沒有這一塊，就應該由企業承擔，如果已經包括在工資中，就應該由個人承擔；對大病、疑難病，要由國家或企業負擔，但為了避免浪費，個人承擔一部分；對防疫性的衛生支出，如果屬于個人意愿的，則由個人承擔；如果屬于區域性的或傳染性的強制性防疫，就需要由國家或企業承擔。可見，用社會再生產中的分配理論來界定衛生支出，就非常清楚。所以，對西方財政理論，只能借鑒，不能照搬。
文化支出，是為了發展先進的文化，因此，像博物館、文化館、圖書館等以提高全社會文化素質為目的的文化項目，就必須納入財政支出范圍。至于一些文娛性的，或針對某些人的，如電影、球類等體育項目，就可以商業化。報刊雜志中，有的是政府部門或黨群團體宣傳其主張、政策的，就應該由他們自己的錢辦報；而商業性的報紙，則要完全市場化。現在商業性報紙多，用財政資金辦的報紙沒人要，硬性要叫公家訂，說明沒有需求，就不應納入財政支出的范圍。戲曲屬于文化娛樂必須的，但又屬于道德品質教育性質的，凡是能夠推向市場的，就要推向市場。但為了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應該保留、保存、發展的傳統劇種，就需要財政拿出一定資金給予保護。
在社會保障支出中，我們學習西方，搞了以個人賬戶為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而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在對外戰爭時期，為了緩和國內階級矛盾，所采取的一種讓步政策，美其名曰“福利社會”。現在，他們這種制度也遇到了困難。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必須建立，但直接引進這種方式，值得商榷。
我們的公檢法支出，是為了穩定和保證社會治安。但社會治安不能完全靠警察來解決，必須通過發展經濟、安居樂業，通過文化教育、提高素質來解決，因此，公檢法支出，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和經濟的發展，和文化教育的支出有一個適當的比例。而這是專政支出，更不能用公共產品的概念來解釋。
因此，我們的財政學理論研究和實踐，只有按照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的思想，“四個緊密結合”的方法，牢牢把握財政是國家的重要職能的觀點，充分發揮國家在分配中的主體地位和公有制經濟在經濟基礎上的主體地位，堅持“主體論”；堅持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重塑財政的宏觀調控地位，實行國家分配的“制導論”；認清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充分發揮財政在調整國民經濟結構中的作用，發展“結論論”；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改進財政運行機制，完善“機制論”。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財政工作真正做到為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服務，為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服務，為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才能使我國的財政更好地在完成跨世紀發展的宏偉目標中作出應有的貢獻。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鐵的左部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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