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不是機械決定論，也不是歷史宿命論。恰恰相反，它是以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實踐活動為基礎的能動的辯證的決定論。它所揭示的社會歷史規律，在時空分布上具有“統計”性質，在作用形式上具有“合力”性質，在實踐過程中具有“趨向”性質。[1]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正是為了為歷史主體的選擇活動開辟廣闊的天地，使歷史主體的本質力量和能動作用發揮得更充分、更有效，使人們能夠更自由、更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歷史。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辯證性質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的有機統一
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在論證社會歷史的發展有確定不移的規律和趨勢的同時，并沒有否認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對偶然性的歷史作用高度重視并進行了深入研究。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話，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社會歷史“發展的加速或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這些‘偶然性’的”[2]。
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認為，研究和探討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首先要承認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是由眾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既有生產力，又有生產關系；既有經濟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體方面的因素，又有主體方面的因素。各種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會歷史表現出種種難以預料的隨機性、偶然性，而歷史必然性作為一種總的趨勢就在這些隨機性、偶然性中跳躍、閃現。正是這種必然性與偶然性的有機統一，使得社會歷史呈現出豐富多彩、絢麗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論”思想就包含著這種理解。“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個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3]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是由許多不同的主體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價值取向去改造歷史客體的活動匯合而成的。每個主體的需要、動機、目的和施展出來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這種合力對于每個主體來說似乎是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結果就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和必然趨勢。在合力論中，最終的結果表現為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軌跡；而許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單個人的活動則表現為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它們使得社會歷史表現得豐富多彩，紛繁復雜。
其次，研究和探討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必須對歷史事件作較長時間的、足夠充分的歷時性考察，或對較多同類歷史事件作共時性比較。社會歷史規律的實現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它表現為一種趨勢，一種最終的必然性。僅僅分析和考察一個歷史事件或僅僅局限于某一短暫的歷史時期，往往無法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趨勢即歷史必然性，甚至還會被假象所迷惑。這也是許多理論家否認社會歷史規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是一種最終的要求，而不是每時每刻的現實。必須適應是在長時間的不適應之后實現的。如果在考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聯系時，局限于某一短暫歷史時期，往往會更多地注意到上層建筑的作用，特別是在歷史進入世界歷史之后，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發展還受到國際環境的巨大影響，在既定生產力基礎上可能建立的生產關系具有相當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時間足夠長、范圍足夠廣，經過比較、分析，我們才能發現上層建筑的正作用和負作用、國際環境的有利影響和不利影響在原則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必然聯系。
再如，價值決定價格的規律，并不是說價格在任何一個個別場合都與價值是一致的，而是指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從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來看，在總的平均數中，價格近似地符合價值。“規律性只能表現為平均的、社會的、普遍的規律性，至于個別偏差情形則會相互抵銷。”[4]
各種歷史事件都是由眾多因素造成的，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們之間發生的交互作用更為復雜多樣，這就使得歷史事件呈現出種種偶然性。但是，在這眾多因素中，又存在著基本的、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方面，它使歷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對社會歷史現象的考察，范圍越小，時間越短，就會發現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圍越大，時間越長，就越容易觀察到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上述情況給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劃出曲線的中軸線，您就會發現，所考察的時期越長，所考察的范圍越廣，這個軸線就越同經濟發展的軸線接近于平行。”[5]
最后，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認為，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為補充的。純粹的歷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邏輯之中，它是在各種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現出來的歷史發展的一般趨勢，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則是必然性的表現和補充。所以，黑格爾說：“例外的東西證實了常例”[6]。承認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并沒有否定人們在現實中進行選擇的主動性和可能性。在現實生活中，規律不具有直接現實性，不是既成事實，而只是一種趨勢，一種平均數。它不是獨立于人的實踐活動之前或之外的某種先在之物，預成之物。恩格斯在談到利潤率和一般經濟規律的實質時指出：“它們全都沒有任何其他的現實性，而只是一種近似值，一種趨勢，一種平均數，但不是直接的現實。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們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規律同時起的作用打亂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們作為概念的特性。”[7]列寧也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形式或順序上表現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8]
以波普爾為代表的西方一些哲學家認為，社會歷史不存在普適性和重復性的規律，只有根據統計規律可能算出的趨勢，而“規律和趨勢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9]，而在新康德主義者李凱爾特、施塔姆列爾等人的著作中，“趨勢”被描繪成完全不確定的、模糊的、主要與偶然性相聯系的發展過程。把趨勢和規律絕對對立起來，從而否認對社會歷史作出預測的可能性，這是根本錯誤的。
把握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辯證關系，在認識和處理具體的歷史事件時，就可以讓我們充分考慮各種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機遇，有效地進行主體選擇。同時，又可以把握歷史發展的基本軌跡，確定自己行動的目標、方向，將兩者有機地統一起來。
二、單義決定論的線性相互作用與或然決定論的非線性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
社會歷史規律不是某種預成的、前定的東西，而是在人們的實踐活動中生成的，是主客體相互作用、雙向運動的結果，是客體條件制約與主體對客體條件超越的統一所體現出來的趨勢。一方面，規律表現出客體條件對人的活動的制約，人們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創造自己的歷史，人的創造活動不能違背條件的制約及條件自身的發展規律。另一方面，規律表現出人的歷史活動的主體選擇性、創造性和歷史超越性。
客體條件制約著主體活動，制約著歷史發展過程及其趨勢。但是，這種制約不是嚴格的單義決定論，它給人們的活動提供的并不是通向未來的單一的、別無選擇的道路，而往往是由多種可能性組成的可能性空間。在這一可能性空間中，究竟哪一種可能性得以實現，這取決于主體的自覺選擇，取決于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一定的客體條件，總是為人們的活動規定出相應的可能性空間。客體條件作出的規定，既具有消極的含義，又具有積極的含義，就其消極含義來說，一定的客體條件總是限定著人的活動；就其積極含義來說，一定的客體條件提供了主體活動的條件和基礎，使人們能在特定的條件下進行創造性活動。
在客體條件規定的可能性空間中，主體能進行有目的性的選擇和創造活動，并不斷通過創造性活動而超越已有的客體條件，創造新的客體條件，創造出歷史發展的新的可能性。過去并不能完全決定現在，現在也并不能完全決定將來。因為客體條件雖然是人活動的基礎，但并不嚴格地限制人的活動。很顯然在同樣的客體條件下，不同的人會從事不同的活動，在不同的客體條件下，人們也可能從事同樣的活動。因此，客體條件的制約只是為人的選擇和創造規定了一定的范圍，超出了這個范圍，就違背了客體的發展規律，人的活動就失去了基礎。而在這個范圍內，人則能充分發揮主體選擇性和創造性。因而在同樣或相似的條件下，不同的人、集團、民族或國家所從事的歷史活動，所選擇的發展道路以及他們活動的結果會有差異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由于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具體特點，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質的生產關系；在同一性質的經濟基礎上，不同國家和民族又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建立起不同的政治體制，這都是主體選擇的結果。可見，客體條件雖然對主體有制約作用，但并不排斥主體的選擇和創造，而只是將選擇和創造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
客體條件對主體活動的制約都是相對的。客體條件的制約不應理解成為為主體活動設置絕對不變、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應理解為一種條件性限制，即僅僅提供了從事活動的客觀條件。如果活動離開了條件作基礎，就不可能獲得成功，但是，沒提供條件并不等于給主體活動設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礙。主體在特定的條件下從事與之相適應的活動，但活動的結果卻不僅僅是客體條件的簡單再創造。相反，從總體上，人類每一次活動都要在一定的條件的基礎上進行，而每一次活動又都可能創造出新的客體條件。正因為如此，主體的歷史活動既受客體條件的限制，卻又可能超越條件的限制。這種超越，就是主體的歷史創造。
以上論述表明，承認客體條件對主體活動的制約并不必然否定主體的選擇性和創造性。既然如此，更不能以客體制約性為理由而將社會歷史規律與人的選擇性和創造性對立起來。因此，社會歷史規律與人的活動的統一，不應理解為規律預先獨立存在、人的活動只是實現規律的手段和工具，而應理解為規律本身就是在人的主體活動與客體條件的制約和超越中形成和實現的。
三、客體性與主體性的有機統一
客體的客觀性是理解社會歷史規律客觀性的一個方面。以前，我們對社會歷史規律客觀性的理解不僅僅只局限于從客體的客觀性去理解，而且對客體的客觀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就是只把客體看作是在主體之外獨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事實上，客體是納入人的對象性活動的存在物，相對于主體來說，它并不是絕對外在的。如果只是把客體理解為感性現實，理解為直觀的形式，表面上看是突出了客體的客觀性，但這實際上是把客體限制在直觀范圍內，從主體中排除了它的本質——活動，把主體能動性限定在抽象的感性領域。主體通過實踐活動，否定事物的現存形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創造出新的勞動產品。客體正是在人的活動、人的實踐中確證了自己的客觀性。
人的活動的客觀性和社會歷史規律的客觀性，不僅在于客體的客觀性，而且在于主體的客觀性、對象性和現實性。馬克思對此作了深刻論述：“當現實的、有形體的、站在穩固的地球上呼吸著一切自然力的人通過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現實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設定為異己的對象時，這種設定并不是主體：它是對象性的本質力量的主體性，因而這些本質力量的活動也必須是對象性的活動。對象性的存在物客觀地活動著，而只要它的本質規定中不包含對象性的東西，它就不能客觀地活動。它所以能創造或設定對象，只是因為它本身是被對象所設定的，因為它本來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設定這一行動中從自己的‘純粹的活動’轉而創造對象，而是它的對象性的產物僅僅證實了它的對象性活動，證實了它的活動是對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動。”[10]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主體——人的本質中如果不包含客觀性的東西，人就不能客觀地活動。正因為馬克思把人理解為客觀的現實的自然存在物，所以，“對象性的存在物客觀地活動著”。這與黑格爾把人的活動理解為抽象的精神活動是根本不同的。
要全面、準確理解社會歷史規律，僅僅把握它的客觀性是不夠的，還必須從人的活動即歷史過程的主體方面來理解社會歷史規律的主體性，這是以前被人們所忽視的一個方面。只有把社會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和主體性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才能對它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社會歷史，從客體方面、從外在表現來看，是社會物質條件的發展史，是生產方式的運動史，也是精神文化的發展史，但從主體方面、從其內在本質看，卻是人的活動史，社會歷史規律本質上只能是人的活動規律。但人們卻往往只從客體方面、從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運動過程來理解社會歷史，而忽視了社會歷史的活動本質。離開了現實的人及其活動，社會歷史過程就只能是一種無主體的抽象，社會歷史規律當然也就成了無主體的規律。這樣，人在社會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被抹殺了。
人們在說明社會歷史規律的主體時，往往將規律歸屬于某種過程，例如在具體闡述社會歷史規律時，尤其在闡釋其客觀普遍性時，雖然承認歷史過程有主體（指承擔者），但卻認為歷史過程的主體不是人，而是一些客體因素，如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某些物質因素和物質關系。這一理解忽視了“歷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11]的觀點，和黑格爾等人的唯心主義歷史決定論犯了同樣的錯誤——將主體選擇排除在社會歷史規律之外。
我們知道，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歷史決定論者，沒有從“現實的人”這一社會歷史活動的主體來尋找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據，而是在社會歷史之外尋找社會歷史發展根據。黑格爾認為，社會歷史之所以有內在規律，是因為潛藏在社會歷史之中，作為社會歷史發展根據的精神的發展是有規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經含有樹木的全部性質和果實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跡象中已經含有‘歷史’的全體。”[12]在黑格爾看來，社會歷史規律在邏輯上先于社會歷史活動的主體——人而存在的，人們只要遵循這種理性和精神的要求，就能推動社會發展。這樣，黑格爾就把人及其活動看作是絕對精神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導致了人與歷史的分離。所以，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歷史觀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絕對的精神，這種精神正在以下面這種方式發展著：人類僅僅是這種精神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承擔者，即群眾。因此，思辯的、奧秘的歷史在經驗的、明顯的歷史中的發生是黑格爾一手促成的。人類的歷史變成了抽象的東西的歷史，因而對現實的人說來，也就是變成了人類彼岸精神的歷史”[13]。黑格爾不懂得社會歷史本身是人的積極的、能動的和創造性的活動的結果，也否定了社會歷史有其自身的因果性、規律性，更不能揭示人的活動和社會歷史規律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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