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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熱點相關背景

近日，一份“倡議書”的翻拍照片在山東德州從事卷煙行業人的微信朋友圈中流傳。照片內容顯示，當地煙草局(公司)倡議全體干部職工帶頭拉升喜慶活動用煙檔次、帶頭增加喜慶用煙數量，挖掘潛在消費群體，引發關注。(4月28日《京華時報》)

面試熱點獨家解析

@京華時報：這兩年關于減少行政干預市場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實際生活中，行政權杖還是伸得很長，通過行政攤派促銷便是其中之一。比如，湖北公安縣曾以指導文件的方式，要求各鄉鎮銷售一定數量的卷煙，部分鄉鎮向村干部攤派任務，沒有完成任務的將扣工資;四川劍閣縣為幫企業渡過難關，硬性攤派全縣行政、事業單位職工每人購買20只成品土雞肉，費用從年終績效工資中扣除，等等。德州的“倡議書”似乎要“溫柔”一些，通篇并無強制言辭，僅僅是“倡導”，是循循善誘。即便如此，這份以單位名義發出的倡議書仍然透露著權力的自大，透露著公權對私權的居高臨下。與霸道權力相伴的，往往是壟斷的市場、不依法行政的官員。熱衷于為某產品或企業做代言，用行政權力為企業去庫存，無論是攤派卷煙還是土雞，其背后大多有地方利益驅動。而這份奇葩倡議書背后，也是利益在作祟。

@人民網蔣萌：吸煙有害健康是一種共識，煙草不能做廣告盡人皆知。基于此，即便只是“鼓勵倡議”消費煙草(更別說是消費高檔煙)，山東德州煙草局此番發文的“道德不正確性”也是無須贅言的。德州煙草局恐怕明白強制攤派將引起的公憤，所以才整出“倡議書”這種擦邊球。但這依然無法掩蓋“缺德”的本質。說到底，煙草局的存在，是出于“煙草有害必須管理”的客觀需要。這種管理本身與“推廣和推銷”無關，應是基于煙草專賣的法律與制度，將煙草的不健康性與風險性限制在“可控”的水平。倘若煙草局變為一個逐利的利益主體，其實是一種“變質”。公眾并不奢望煙草局號召“禁煙”，因為那恐怕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但煙草局也別自以為替煙草消費代言“光明正大”，煙草局行事不能“沒底線”。

@南方論壇張傳發：可以說，任何一個有良知的爸爸媽媽，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抽煙;然而，山東德州市有的“卷煙行業人”卻發出“倡議書”鼓勵人們多用煙，用高檔煙，這種“倡議”，這種“鼓勵”，如此“缺德”，恐怕連他們家的孩子都為其感到“羞恥”。有道是“屁股決定腦袋”，煙草局的官員鼓勵“多用煙，用高檔煙”，當然是為了“促銷”;但，法治社會，有的商品可以促銷，有的商品，譬如說香煙，就不能促銷，就不允許做廣告，這是一道“紅線”;這其間，如果說，吸煙的人越來越少而香煙的銷量越來越小，那么，煙草局的人員編制應該隨之“壓縮再壓縮”，這就像講環境保護，煤炭產能應大加壓縮一樣，當鼓勵更多的消費者使用清潔能源，這也是一種“調結構”。

發倡議書鼓勵人們“多用煙，用高檔煙”，在山東德州煙草部門，“到底是誰黑了心肺?”相關部門應展開調查，相關責任人該被問責，還應該將調查與處分的結果公諸于眾，以“懲一儆百”。

@包頭日報張智全：吸煙有害健康，這一道理人皆盡知。控制煙草，人人有責，是最基本的常識。我國已加入國際控煙公約，控制用煙，是應盡的法定義務。作為煙草的銷售者和管理者，煙草局不但不能置身旁外，反而更應該率先在控煙方面做出自己應有的積極貢獻。為了小集團的一己私利，無視控煙規定，劍走偏鋒地出臺用煙倡議奇葩招數，凸顯了其社會責任感的嚴重缺失。此種做法，不但背離了我國履行國際控煙公約的要求，而且也違背了領導干部公共場所帶頭戒煙的國家規定，相關部門對此絕不能袖手旁觀，必須予以當頭棒喝。

同時，更應該看到，倡議干部職工拉升用煙檔次，也與中央的反“四風”精神背道而馳。拉升用煙檔次，其實質是奢靡之風的反映。古人云，“禍自微而成”。一紙小小的用煙倡議，表面上不關乎大事，但如果任其而行，天長日久，勢必在干部職工中產生用煙相互攀比的心態，奢靡之風甚囂塵上也并非危言聳聽。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倡議干部職工拉升用煙檔次的粉墨登場，其實質是當局者無視中央反“四風”規定的思想作祟使然。這種對中央規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陽奉陰違之舉，更值得警醒，更須嚴肅對待。

@南京日報：煙草局是政府機構，本來主要負責對煙草生產和銷售進行監管與控制，并不負責煙草銷售。現在卻來插手煙草公司的事，動用公權搞起提升喜慶用煙數量和檔次的所謂“倡議”，無疑是越權行政、濫用權力。

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政企不分。在不少地方，煙草局和煙草公司仍是一套班子兩個牌子，控煙與賣煙職能集于一身。莫說在“減少煙草需求與增加煙草供應”、“人民健康權與企業利益”等矛盾中他們會坐歪屁股，甚至可能動用公權力，為煙草企業謀取更大發展，創造更大牟利空間。實行政企分離，真正建立一個同企業利益脫離的、獨立的煙草監管機構，刻不容緩。

華圖解析：不可否認，近年來煙草行業的銷售壓力確實很大，對于從事煙草行業的人員來說，想方設法增加卷煙銷量，也是職責所需。但是為了加卷煙銷量，卻整出“倡議書”這種方法，既有違履行國際控煙公約的要求，又有違中央反“四風”的作風建設要求，更談不上對干部職工的愛護，純屬徹頭徹尾的奇葩招數。

說到底，煙草局的存在，是出于“煙草有害必須管理”的客觀需要。這種管理本身與“推廣和推銷”無關，應是基于煙草專賣的法律與制度，將煙草的不健康性與風險性限制在“可控”的水平。當務之急，負有監管職責的相關部門，應及時啟動問責程序，嚴肅法紀，給公眾一個交待。如此，始作俑者才會付出應有的代價，才會有所畏懼，類似背離控煙要求和作風建設的“歪主意”才會“胎死腹中”，不再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這背后千萬煙草從業人員的無奈處境，以及透露出的煙草行業未來的焦慮，希望在國家和各地方政府高度重視鋼鐵、煤炭等行業去庫存與企業轉型及人員就業安置等工作的同時，也應當適時考慮煙草行業的轉型和人員的職業轉移。否者，處在夾縫中又注定沒有光明的煙草行業不可能會“坐以待斃”，遲早還會生出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