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試熱點相關背景
11月16日，被認為關乎職業打假人“職業”拐點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送審稿)》，在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官方網站上公布，并公開征求意見。其中第二條--“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牟利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不適用本條例”，引發熱議。
面試熱點獨家解析
@南方都市報劉昌松：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組織起草的《深圳經濟特區食品安全監督條例(草案修改一稿征求意見稿)》，今年10月份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意見稿明確：“食品安全監督主管部門、消費者協會受理關于食品安全問題投訴時，發現投訴人存在超出合理消費或者以索取賠償、獎勵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應當終止調查，幷對投訴人進行規勸”。
在這里，通過立法消滅職業打假人的意圖更為明顯。我們知道，食品中假冒偽劣產品最多，對公民的生命健康威脅最大，消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也最高，一般的假貨為“假一賠三”，而食品類假貨為“假一賠十”，很多職業打假人便將目光瞄準了食品打假。可是，食品假貨離不開消協組織和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調查和認定，而職業打假人一般將主要精力放在了打假上，打假收入是其主要生活來源，監管部門和消協一旦查明此情，即終止調查，食品打假便寸步難行。可見，這項立法若獲得通過，深圳數以千計的職業打假人的命運可想而知。
一言以蔽之，立法上刻意用“營利性目的”限制消費維權，我的理解就是，如此立法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職業打假人”。而立法消滅了職業打假人，誰最高興呢?首先當然是造假售假者，其次還有那些被職業打假人倒逼著去執法而弄得無可奈何，尤其是那些屢吃行政官司且屢屢敗訴的監管者。
普通消費者肯定是高興不起來的。試想，買到50元錢的假貨奶粉，除了要有識別假貨的能力外，還得去鑒定去投訴，需要花費數百元甚至數千元的成本，搭上諸多時間和精力，最后投訴成功也僅能獲得3倍即150元的賠償，明顯是筆得不償失的“買賣”。這是絕大多數消費者選擇隱忍的主要原因，也是制假售假者放肆作為、獲取暴利的機制因素。而職業打假人之所以有民意基礎，是因為他們有較高的識假能力和維權經驗，以量取勝是他們的法寶，例如王海打假團隊“雙11”期間購假索賠額即達到了1000萬余元，還追求3倍或10倍的賠償，這樣的職業打假人多了，確實會讓不良商家心驚膽戰，既替廣大消費者出了一口惡氣，也讓惡商有所收斂，消費者普遍受益。因此，針對職業打假人，對其恨之入骨的惡商們也會“聯合維權”，他們財大氣粗，能通過多種方式影響國家和地方立法，以保護他們的“權益”。他們那樣做，確實可以“理解”。
我的結論是，上述立法若獲得通過，將是不良商家的勝利，是廣大消費者的失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會因此淪為“消費者權益不保護法”。在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本身沒有用“營利性目的”來限制消費維權的情形下，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確實應三思而后行，不要當不良商人的代言人。
@寧波日報毛建國：有關職業打假不受保護的說法，一直甚囂塵上。現在，《實施條例》正處于公開征求意見階段，希望輿論的擔憂和呼吁，能夠被尊重和傾聽。不過，無論職業打假能否得到保護，最多體現一種態度，幷不會從根本上改變職業打假的走勢。
職業打假一路走來，何嘗得到過貼心保護?如果是真正保護，有關方面就會不遺余力，提供最大支持。就有關方面的態度而言，如果不是照顧公眾情緒，恐怕連模棱兩可也做不到，遑論鼓勵支持了。職業打假離不開職業打假人的努力，也離不開公眾的支持，而這一切與職能部門實在關系不大。
放眼未來，職業打假也很有可能不受保護。但這只是一部法規的態度，幷不代表其他法律也如此。《食品安全法》《產品質量法》中，有著相應的“懲罰性賠償”規定，幷沒有提出“牟利”的驅逐性條款。《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只是一部行政法規，幷不是“上位法”，最多在保護力度上有所削弱，能終止職業打假人應得的法律救濟嗎?
況且，《實施條例》所規定的，是“以牟利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什么叫牟利，幷不明確。任何一種購物行為都應該得到尊重，又如何區分“消費”還是“牟利”?職業打假人一直游走于法律邊緣，面對《實施條例》，再一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是可想而知的事。因此，即便不再“保護”了，也未必會對職業打假造成顛覆性影響，因為職業打假從來就不是保護出來的。當然，面對問題頻出的市場，監管部門把職業打假剔除在“保護”之外，影響最大的是消費信心和監管部門在消費者心中的地位。
@濟南日報：職業打假人扮演著假冒偽劣商品“發現者”角色，對市場上的制假售假行為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但是其中有些人的打假行為只為逐利，這種動機難以令人肅然起敬。為了索取高額賠償，只買“假”的不買“真”的，只買“貴”的不買“對”的，特別是一些職業打假人受利益驅使，將打假空間無限放大，甚至游走于法律邊緣。這種扭曲的消費心態幷不被主流社會認同。在如此語境下，新消法將對職業打假人說“不”，也是一種必然。
然而職業打假人又是一股帶有一定正能量的共治力量。目前我國的市場監管能力還比較薄弱，與人民群眾的消費安全需求之間形成矛盾。職業打假人以更加職業、更加專注、具有一定規模的力量去監督生產者和經營者，既能夠倒逼市場機制的凈化，又可以促使監管部門更積極有效地履行職責，我們也應給予職業打假人一定的合法空間以及社會道義上的理解。
2015年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其實給職業打假人留出了一定的空間。比如在民事責任承擔中可以多倍懲罰性賠償，這種規定幷沒有完全排斥職業打假人;同時也提出，如果僅僅是外包裝標簽的瑕疵，食品幷沒有真正的危害，則不支持懲罰性賠償。這些條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作用，沒有將職業打假人“一棍子打死”。
職業打假人這個群體需要在法律框架下理性引導、有效規范和制約。職業打假人在主張權利時，過分地沖擊市場秩序和社會風尚，對此需要進行遏制;職業打假人在有效行使法律賦予的社會共治權利的同時，也需要在法治軌道上承擔起維護權利、主張利益的責任。換言之，職業打假人自身也要理性地、自覺地接受法律的規制，在追求個人利益或者維護權利的時候，肩負起促進公共福祉、追求公共利益的社會使命。
@新快報江德斌：201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司法解釋，明確“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意味著“知假買假”行為不影響消費者主張和維護自身權益與權利，亦令公眾解讀“職業打假人”受到法律支持。
不過，需要看到的是，該司法解釋的支持范圍局限在食品和藥品領域，其出臺背景，乃是在食品藥品質量事故高發的社會環境下，監管部門能力有限，難以禁絕亂象，才對“職業打假人”放開口子，幷未支持其全面打假行為。在現實中，“職業打假人”也處于尷尬境地，一方面其確實是依靠打假牟利，一定程度上令商家有所忌憚，另一方面也有部分“職業打假人”存在惡意打假行為，故意捏造事實、違法敲詐商家。
對于前者，不管其初衷如何，都應予以支持，對于后者的違法行為，則需要依法予以打擊。畢竟“職業打假人”也是消費者，不能搞誅心之論，認為打假牟利就是不對的，就是利己而非利人，需知市場經濟的基礎就是利己。如果想先甄別普通消費者和“職業打假人”再論，那法律就站錯了位置，不僅耗費時間和精力，也是在給自己找麻煩，會陷入無窮無盡的甄別中，司法成本也會被迫提高。
“職業打假人”得以生存，有賴于假冒偽劣產品太多，加上監管部門對制假售假行為打擊不夠，懲罰力度太小，普通消費者維權無門、索賠乏力，致使“職業打假人”成為具有發展前景的職業。可見，如果監管部門給力、處罰力度加大，假冒偽劣產品減少，消費者維權渠道暢通、維權成本降低的話，市場環境就會大為改善，“職業打假人”牟利空間縮小，數量也就自然會消減，甚至于不再成為一個職業了。
@中國質量報胡立彪：假如“職業打假人不受消保法保護”這一點通過實施條例確認，那么可以推斷，像上述那位張先生一樣的“職業打假人”的日子會越來越難過。即使不被打，這活兒將來也不會好干了。今年“雙11”期間，知名“職業打假人”王海定下索賠1000萬元的目標，但實際操作起來卻幷不那么容易，因為他本人及團隊已經被商家盯上，被列入拒售“黑名單”，很難買到東西。相信該條列一旦落地，王海們恐將成為網購“黑名單”上的常客，購假尚且愈發艱難，就不用說“打假”了。
在目前制假售假現象依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仍需要聯合社會所有力量共同打假的情況下，有關部門為什么不去發現和利用“職業打假人”的積極社會作用(比如那些將打假人列入“黑名單”的網店，可能就有問題，可以此為線索對它們進行檢查)，而是將其拒之門外呢?按送審稿起草說明的解釋，“職業打假人”的主觀目的是以高額索賠來牟利，且多數是針對廣告用語、標簽標識等不規范現象，真正打擊假冒偽劣商品和經營者欺詐行為的作用很小。另外，“職業打假人”群體迅速擴大蔓延，極大地浪費了行政、司法等公共資源，擾亂了市場秩序。
這樣的定性值得推敲。就“牟利”目的而言，不僅“職業打假人”，普通消費者也有這樣的訴求。事實上，新消法和食品安全法等相關法律中“退一賠三”“退一賠十”的規定，本身即有以利益獲得鼓勵索賠維權的用意。而認為“職業打假人”只盯著“廣告用語、標簽標識等不規范現象”這些小問題找事，社會作用小，則在法理邏輯上講不通。俗話說“勿以惡小而為之”，法律的紅線不能越，不分五十步、一百步。況且，對于違法經營者的任何惡，無論其大小，每個公民都有進行投訴、舉報、起訴的權利。至于“浪費公共資源”“擾亂市場秩序”的指責，就更經不起推敲了。從社會價值角度看，“職業打假人”確實讓不少制假售假者頭疼，其中一部分已經因此而收斂甚至中斷自己的不法行為，這對保護消費者權益、凈化和規范市場的確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相比制假售假本身給社會資源造成的浪費及給市場制造的混亂，“職業打假人”就算會“惹事”，也是功大于過的。
“職業打假人”是伴隨制假售假現象而出現的，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特定階段的特定(或者說是必然)產物，我們要公正客觀地認識和評價他們的角色與功能。正如有法律界專家所指出，全面建設消費者友好型社會離不開懲罰性賠償制度，該制度具有嚴厲制裁失信者、充分補償受害者、慷慨獎勵維權者、有效警示全行業、全面教育社會公眾、慰藉公眾心理情感六大社會功能。即使有關法律法規對依靠懲罰性賠償制度而生存的“職業打假人”的疑假買假行為不再支持，但其積極意義是無法抹殺的。關于“職業打假人”，現在最該做的，不是將他們視作監管的對立面而收緊管理甚至將其“鏟除”，而是從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對其進行引導，使其能夠起到協同治理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實現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
解析：近年來“職業打假”的負面社會影響日益凸顯，一些職業打假者多針對的是廣告語、標簽標示不規范的現象，而真正針對假冒偽劣產品的則較少，極大地浪費了行政、司法資源，甚至有職業打假人故意調包過期、虛假商品幷敲詐商家。因此，新規很可能將職業打假群體排除出消費者之外，但有關部門不宜忽視職業打假的正面作用，不妨明確闡釋此群體的法律地位，幷加以特別規范。
其實，說實在的，一直以來，法律就“職業打假人”是否屬于消費者態度不明朗。關于消費者的定義，傳統上秉持行為主義原則，以購買產品、接受服務為要件，以是否具備消費行為來決定。以這一原則來判斷，“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知差受差，外部行為特點上與普通消費者無異，消法很難把“職業打假人”從消費者這一范疇中分出去。
不可否認，職業打假人的負面作用確實客觀存在，但據此因噎廢食，一刀切將其排除于法律保護之外，幷不完全合理。就職業打假人已經客觀存在的現實而言，爭論其是否受法律保護，已無實際意義。我們需要做的，是應堅持辯證的理性思維，將職業打假行為規范在法律框架內，盡量減少、杜絕其消極作用，最大限度發揮其社會共治的積極作用。這就需要鼓勵職業打假人在法律框架內，依法從事打假活動，致力于營造健康的消費環境，還要對那些通過調包、敲詐、勒索等非法方式而惡意打假的所謂職業打假人，堅決依法嚴懲。同時，需要切實強化信用懲戒作用，將職業打假人的打假行為記入個人征信檔案，以此倒逼其不敢碰觸高壓線，循規蹈矩地進行打假。如此，才能讓真正凈化市場環境的職業打假行為為經營者和消費者保駕護航，讓職業打假人發揮出應有的社會共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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