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題】法國學者米歇爾·勒維在美國《社會主義和民主》雜志第14卷第1期（2000年春—夏季號）上發表文章《馬克思的進步辯證法：封閉的或是開放的》，認為馬克思有兩種歷史進步觀，一種是目的論的、先定的和封閉的，一種是非目的論的、未定的和開放的。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 正 文 】
一、馬克思的兩種不同歷史進步觀
人們通常認為馬克思是19世紀歷史進步觀的俘虜。這一指責是不準確的。馬克思的進步觀是辯證的，它既考慮到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消極方面，也完全有別于那種認為現代文明會導致社會生活逐漸且必然改善的觀點。然而，馬克思的這一辯證法是不完備的，而且也沒有免于目的論因素。實際上，在馬克思歷史進步的辯證法中，存在著兩種不同進步觀的張力。
第一種進步觀是黑格爾主義的、目的論的和封閉的。它表現了一種歐洲中心論的世界觀。這種進步觀認為，歷史具有終極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目標，“歷史事件”都是歷史進步螺旋式上升中的某一時刻；而“理性的狡計”則能解釋通向自由王國的不斷運動中的每一事件（哪怕是最可怕的事件）。
這種封閉的辯證法可以在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在這些著作中，馬克思似乎把源于歐洲都市的生產力發展與歷史進步等同起來，因為生產力發展必然導向社會主義。人們只要想一想他1853年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就明白了。與殖民主義的辯護士不同，馬克思毫不掩蓋西方統治下的恐怖景象：“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所遭受的一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于另一種，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761頁）西方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帶來進步，而且破壞了傳統的社會結構，惡化了人民的生活狀況。但在文章末尾的分析里，馬克思指出，“英國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在將資本主義生產力引入印度并在停滯的亞洲激發真正的革命上“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同上，第766頁）。
在1853年另一篇文章《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里，馬克思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觀點：在印度，“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盡管“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但資產階級和工業卻“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同上，第772頁），這個新世界就是社會主義。這篇文章的著名結論充分表現了第一種進步觀的宏大和局限：“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同上，第773頁）
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資本主義進步的矛盾性質。他從未忽視資本主義的邪惡面，但他同樣堅信資產階級在世界范圍內對生產力的發展歸根到底是具有歷史進步性的（也就是說是有益的），因為它為“偉大的社會革命”準備了道路。
這種目的論的、歐洲中心論的論證，無疑為第二國際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教條提供了基礎。這種決定論的社會主義觀念認為，社會主義是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不斷增長）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這也使得某些具有馬克思主義外觀的理論將殖民和帝國主義擴張辯解成“進步的”成為可能。最后，它還能為斯大林主義的生產力論(Stalinist Productivism)利用。該理論將“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工人對經濟的民主控制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標準。
盡管這種“進步主義的”、決定論的和經濟主義的方法可以在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基礎，但是人們也能夠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另一種“進步辯證法”，這種進步辯證法是批判的、非目的論的，而且本質上是開放的。它認為歷史同時既是進步又是災難，既不會偏袒這一方也不會偏袒那一方，因為歷史進程的結果不是先定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遜對《共產黨宣言》的評論很好地表現了這種方法：“馬克思強烈要求我們去做不可能的事，就是說，同時積極地和消極地思考資本主義發展；換句話說，就是在同一個思想中既理解資本主義明顯的有害特性，又理解資本主義不同尋常的具有解放作用的活力，而同時兩個判斷的力度都不減輕。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的思想作這樣的理解：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既是最好的事物，又是最壞的事物。”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某些段落就表現了這樣的進步辯證法。比如，馬克思評論說“每一個經濟進步同時是一個社會災難”；又如，當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既侵害了人類，又破壞了自然界時指出：“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此外，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一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起點，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552-553頁）
在這個歷史唯物主義批判性變體的框架里，與線性進步觀相反，現代資產階級文明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被看作既是進步又是倒退。“原始共產主義”時人類某些品質被建立在私有制和國家基礎之上的文明摧毀了，而現代共產主義將恢復它們，這是貫穿于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個主題。
馬克思晚年有關俄國的著作是這種非線性“進步辯證法”的又一重要文獻，而且已遠遠走出了歐洲中心論傳統。馬克思1877年在他對米海洛夫斯基的著名答復中，批評了那種“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的做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341-342頁）。在1881年給查蘇利奇一封信的草稿中，馬克思談到了俄國可能免于資本主義痛苦的問題，認為俄國傳統的農村公社能夠由于俄國的革命而成為社會主義發展的起點（同上，第767、770頁）。這與1853年有關印度的著作中進化論和決定論的論證相比，已經走得很遠了。
在這個草稿中，馬克思回到英國殖民問題：“至于東印度，除亨利·梅恩爵士之類的人以外的每一個人都知道，對土地公有制的壓制是一種英國式的野蠻行徑，這種行徑沒有使土著人民前進，而是使他們倒退。”（作者在這里注釋說，這段話是從1881年3月馬克思給查蘇利奇回信草稿的一個法文版本翻譯過來的，這個版本是作為1976年巴黎社會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的附錄出現的，在馬克思著作的英文版本中沒有這段話。——編寫者注）這一判斷與他1853年的判斷并不十分一致，那里重點強調殖民體系給資本主義現代化帶來的社會進步方面。
這里的關鍵是歷史進步的開放性問題。在開放性的歷史進步里，歷史進程的結果并非由不可逆轉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這一向度預先決定的。正是這種開放性使得我們無法定義資本主義進步的最終性質：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壞的”還是“最好的”；是大災難的前奏還是“偉大社會革命”的前奏。換句話說，應當將歷史發展看作這樣的進程：歷史進程“充滿了曲折和歧路，充滿了分叉和交匯”。
馬克思并不總以惟一方式對待歷史進步問題。例如，在《資本論》中，他給出這樣的表述：“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之否定。”類似的表述出現在不同時期的著作里。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寫道：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同時他們也清楚地表明：“每一次斗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如果將這一觀點應用到今天的階級斗爭上，那就是說，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惟一的可能性：歷史是開放的，歷史結局并不由“生產方式的固有規律”預先決定。
丹尼爾·本薩義德(Daniel Bensaid)在評論這類文本時正確地認為，人們可以在馬克思那里發現“自然科學模式（自然進程不可抗拒）影響和開放的歷史辯證邏輯之間未解決的矛盾”。
二、后人對馬克思進步觀的發展
在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中，第一種進步理論，即決定論的和經濟主義的進步理論，在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都占據了主導地位。即使如此，人們仍能發現，馬克思主義中的“異端”流派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所暗示的“開放辯證法”。羅莎·盧森堡是第一個從《宣言》所提供的一般假說中直接推導出當代結論的人。她提出了“要么是社會主義要么是野蠻狀態”的著名口號，認為歷史進程中事件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可約簡的，從而與一切決定論性質的目的論絕交——這就使一種最終承認“主觀”因素的歷史理論成為可能。被壓迫者的意識，他們的革命組織，他們的政治主動性，不再如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自封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所說的那樣：只對歷史進程起到加速或者延緩的作用，歷史進程的結果已經被“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預先決定了。
列寧和托洛茨基沒有完全擺脫第二國際“進步論”和生產力論的深厚傳統，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他們發展了批判的辯證的進步觀。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沒有將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視為生產力發展的一個仁慈進程，相反，他認為這加強了其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最野蠻的統治，是更加血腥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基礎。列寧已不把這個進程當作歷史進步“不自覺的工具”。
而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巨大貢獻則是否定了歐洲中心論，割斷了生產力水平與革命時機成熟與否之間的機械關聯，明確提出了社會革命運動非但不是直線前進的：封建社會—資產階級革命—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力發展到生產關系再也不能包容的程度—社會革命，而是相反：社會革命運動傾向于在處于邊緣的不太發達和現代程度不高的國家開始。
對進步觀所作的馬克思主義批評中最重要的無疑是瓦爾特·本雅明的著作。在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中，已完全清除了進步觀念。對他來說，革命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當然不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相反，他認為革命是災難性“進步”的中斷。用他的話來說，革命就像在炸彈（象征無法控制的技術）爆炸并葬送人類文明之前砍斷導火索。
這就解釋了本雅明的“革命悲觀主義”以及他為什么在1929年號召共產主義運動建立“悲觀主義組織”。他認為，人們可以“只是無限地信任化學工業公司和空軍”。本雅明承認科學技術有發展的積極方面，他沒有否認現代技術的潛在解放作用，但他專注于技術影響自然的能力。未來的無階級社會將不僅需要終結人剝削人，而且還要用新的勞動組織代替今天技術的破壞性形式，終結人對自然的支配。
本雅明拒絕承認歷史進步的觀念，不管是“文明”意義上的或是“生產力”意義上的。他提出應當從歷史受害者的角度，從遭受征服者的勝利戰車碾壓的階級和民族的角度看待問題。從這一觀點出發，進步對本雅明來說是邪惡的風暴，它將人類清掃出原來的天堂，使歷史成為“一連串毀滅堆積起來的災難”。革命不再是歷史的火車頭；它毋寧是人類在火車墜入深淵時的緊急剎車。
三、生態社會主義對馬克思進步觀的繼承
馬克思、羅莎·盧森堡和瓦爾特·本雅明豐富而具有洞見的直覺，長期為左派主流所忽視。左派主流一直陷于線性進步觀和生產力論的意識形態而不能自拔。但是在最近25年里，我們終于開始看到生態社會主義繼承發展了這些思想，對全球資本主義無限擴張所導致的生態災難作出回應。馬克思在新的語境中被重新解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也與生態社會主義者對生產力論的生態學批判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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