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利益這一概念，是在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形成之后，才開始在政治家和學者中使用的。在當代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和交往日益緊密，另一方面，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差別卻日趨明顯，因此，維護國家利益已經成了當代政治家和政治學家們的口頭禪。西方現實主義學派認為，國與國之間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鄧小平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長期參與和主持制訂我國的對外政策，對國家利益的認識有自己的獨到見解。特別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對國家利益的論述逐漸增多，國家利益成了他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指導對外政策的主要依據。他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包含了系統而有鮮明特色的國家利益觀。
一、堅持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性
在錯綜復雜的國際舞臺上，用什么樣的最高準則來指導我們的對外政策，是一個帶有全局性的戰略問題。歷史經驗表明，只有把處理國家間相互關系的最高準則搞清楚，才能制訂出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從而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對此，有兩種絕然不同的觀點：一種是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一種是以國家利益作為最高準則。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放在處理國際事務的首要地位，是“冷戰”時期的一個主要內容和標志。關于這一點，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有著慘痛的教訓的。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推進，中國的國內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與此同時，國際環境也在不斷發生演變。“兩極”對抗已經結束，世界出現了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趨勢。盡管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陰魂不散，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現象時有發生，但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的時代潮流。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明確和完善處理國際事務的指導思想和最高準則，以適應變化了的國內外環境。鄧小平總結了建國以來我們處理國際關系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明確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要維護國家利益，確保本國在國際上的有利地位，謀求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生存和發展。早在1981年初，鄧小平就對來訪美國人說：“認為中國政府信奉的意識形態旨在摧毀類似美國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觀點至少不是八十年代觀點，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觀點，而是恢復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觀點。”（《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8頁）。這就向世人宣示，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為依據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到了80年代末期，鄧小平十分明確地提出了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的問題。他在會見美國已故前總統尼克松時說：“我知道你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而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我們都是現實的，尊重對方的，胸襟開闊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0頁）。鄧小平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指導處理國家關系，提出了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的原則，反映了我國國際戰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變化。國家利益是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階級利益的集合。在當今世界，只要仍然存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就會產生特定的國家利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的利益，勞動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同樣集中地體現在國家利益上。離開了國家利益去分析和處理國際事務、國際關系，勢必脫離國內外的現實，違背歷史潮流，損害人民利益。當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同國家利益關系密切。例如，中國之所以堅持社會主義，因為中國人民從長期的斗爭中深深地體會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最能實現中國的國家利益。同樣，中國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意識形態，因為只有這一意識形態才能保持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從而更好地維護和發展中國的國家利益。但是，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能成為發展國家關系的障礙，不能作為處理國家關系的最高準則。無數事實說明，相同社會制度和相同意識形態的國家間也可能發生利益沖突甚至流血事件。如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進行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發生過邊境戰爭。反之，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間也可能進行某些合作。如中國與幾個西方大國相繼建立起了“戰略伙伴關系”，成功地解決了許多雙邊關系中的問題。因此，處理國家間的相互關系不能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而只能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仍有少數政客，為一己私利，極端仇視共產主義，頑固地以意識形態劃線，以“自由”、“民主”、“人權”等口號為幌子，干涉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內政，企圖“西化”、“分化”社會主義中國。這是典型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冷戰思維。如果他們得逞，不僅會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最終也對他們自己的國家不利。鄧小平告誡西方有識之士不要上當受騙。他說：“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于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并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對待。這樣，什么問題都可以妥善解決。”（同上）鄧小平的這一段話，不僅鮮明地舉起了國家利益的旗幟，而且深刻地闡明了鄧小平國家利益觀的豐富內涵：一是立足于長遠的戰略利益，而不是計較一時一事的得失；二是立足本國利益，同時尊重和考慮對方的利益；三是向前看，不去計較歷史上的恩恩怨怨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四是國家不論大小強弱一律平等。
在鄧小平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思想指導下，我國制訂了一系列正確的國際戰略，加強了我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穩定了我國周邊地區，緩和了許多熱點地區的緊張局勢，從而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贏得了時間并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二、捍衛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堅定性
國家主權和安全，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存亡，是最根本的國家利益。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主權不斷受到侵害，中國人民為了維護主權與帝國主義進行抗爭的歷史。在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腐敗無能的封建統治者，簽訂了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受到了嚴重侵犯，中華民族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為了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百余年來中國人民進行了前赴后繼的英勇斗爭，終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贏得了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解放。中國人民從切身的體驗中深深感到國家主權的重要性。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強調：“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頁）。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迅猛發展的今天，傳統的主權概念也在出現一些量變，面臨一些挑戰，這是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國家本身有一個產生、發展、直到消亡的過程，民族國家的主權當然也有一個產生、發展、消弱乃至最后消失的過程。早在1896年，威洛比(W·W·Willoughby)就指出了民族國家走向消亡的趨勢，他說：“當民族國家發現它被淹沒在更高和更理智的單位中時，種族上、語言上，以至政治上的統一都將相對變得越來越沒有影響力。同時，經濟利益也趨向于跨越國家的政治邊界，通過不斷增長的緊密聯系，與不同國家人的物質利益統一起來。”(W·W·Willoughby《The Future of the National state》，READINGS IN POLITICAL SCIENCE, ed.Raymond Gettell, (Boston:Ginn and Company,1911)PP.102-3)。但是，只要人類社會仍然以民族國家作為國際法人的形式存在，國家主權的基本內容仍然沒有本質的變化。特別是當代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在發達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干預和插手發展中國家內政的情況下，對于象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家主權和安全無疑是當前最根本的國家利益。針對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煽動動亂，妄圖顛覆中國國家主權的事實真相，鄧小平指出：“這次動亂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清楚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8頁）。鄧小平把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聯在一起，把它們放在國家戰略問題的首要地位，充分體現了他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堅強決心。一個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不可分割。喪失了主權，安全就失去了基礎；喪失了安全，主權就得不到保障。中國共產黨人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為己任，既繼承了民族的優良傳統，又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征。
基于同樣的道理，當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挾“馬島戰爭”勝利者之余威，提出了歷史上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堅持在1997年以后用香港的主權交換香港的治權的主權。對這個無理要求，鄧小平斬釘截鐵地指出：“關于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同上書第12頁）。
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臺灣島內有人鬧獨立，國際敵對勢力也想插手臺灣，阻礙我國的統一。這又是關系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1983年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指出，他不贊成臺灣“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這就涉及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臺灣可以保留自己的某些權力，條件比香港更寬松，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但不能損害祖國統一的國家利益。他堅決反對外國干涉臺灣事務，明確指出“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后患無窮。”（同上書第31頁）。他還說：“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的承諾。如果臺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么怎么辦？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統一？”因此，“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同上書第86—87頁）。今天，臺灣島內出現的政治動態，充分證明鄧小平的告誡是何等的英明正確。如果我們當時為一時的和平氣氛所迷惑，宣布了放棄使用武力，那么我們今天就會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
在談到國家主權問題時，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國權”概念。他說：“人們支持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同上書第331頁）。為了推行霸權主義，否定和侵犯別國的主權，美國等西方國家炮制了“人權高于主權”的謬論，不斷地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力圖影響中國的政治決策，干預中國的內政。目前，國際上圍繞人權問題展開的斗爭，實際上是一場政治斗爭，是西方發達國家企圖利用人權干預別國內政、而發展中國家維護自己國家主權的斗爭。人權問題當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的人權狀況也不是盡善盡美了，但討論并不能采取對抗的形式，而且西方的人權標準具有雙重性質：對自己嚴重的人權問題視而不見，對別人的人權問題無限上綱，這顯然是帶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旗幟鮮明，“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系太大了。”（同上書第332頁）。因為沒有國權和國格，就失去了一個國家的政治存在，連國家都沒有了，怎么談國家利益呢？
三、強調國家利益和世界利益的統一性
鄧小平的國家利益觀不同于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利益觀，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高度統一的國家利益觀。
首先，鄧小平不認為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是對立的，而認為中國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組成部分。中國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國能發展起來，就改善了人類五分之一的人口的生活條件；如果中國有了充分的安全，就意味著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環境里。他認為維護中國的安全，實際上也是維護世界的安全；發展中國的經濟，實際上也是發展世界的經濟。反過來說，如果中國搞亂了，那對世界的影響就大了。中國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本身就是對世界的重大貢獻。對此，西方有遠見的政治家也是看到的。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坦利·羅思在2000年4月19日華盛頓州對華關系委員會發表講話時說：“如果中國獲得成功，它就將成為一個日趨繁榮和穩定的中心。如果它失敗了，這個國家拼命想在其他國家尋找機會的移民就會蜂擁入其鄰國，甚至美國。一個軟弱的和動蕩的中國將比一個強大和穩定的中國對美國利益構成的威脅要大得多。”(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19th, 2000)
其次，鄧小平認為，中國強大了，就可以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為人類的進步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中國發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4頁）“如果說中國是一個和平的力量、制約戰爭的力量的話，現在這個力量還小。等到中國發展起來了，制約戰爭的和平力量將會大大增強。”（同上書第105頁）。中國人民歷來酷愛和平，現在已經是一支制約戰爭的重要力量，而且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逐步增強，對消除戰爭威脅，保持國際局勢的穩定，維護世界和平，肯定會起到更加顯著的作用，承擔起更大的責任。按照國際政治學的觀點，責任也是國家利益的組成部分，學者們將它稱之為“責任利益”（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08頁）。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責任利益”將在對外政策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1994年，江澤民在與美國總統克林頓會談時說：“兩國對維護世界和平負有越來越多的責任。”(《CHINA DAILY》November 15th 1994)隨著責任的擴大，影響也就擴大，在國際關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重要。如在聯合國安理會扮演一種更活躍、更有建設性的角色；在各種主要的國際組織中獲得充分的發言權和代表權；同廣大發展中國家一起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益，在各種維和行動，難民救援行動，打擊毒品走私、有組織犯罪和邪教組織中起到積極的全球性作用，等等。就亞太地區安全而言，這種利益的主要內容就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地區大國，努力維護本地區的經濟安全和軍事穩定，減少和化解軍事沖突、金融風險和經濟危機，增進相互信任和合作，促進本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可以說，亞太地區所有的潛在沖突，都與我國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它不僅涉及到所在國的國家利益，也影響到我國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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