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鄧小平根據我國具體國情，提出了小康這一概念。到80年代中，又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在過去的20年里，鄧小平的小康社會思想為動員全國億萬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實踐表明，小康社會思想是鄧小平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黨中央的部署，新世紀之初的10年是我國全面建設更加寬裕的小康社會和爭取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開端。在這樣的背景下，系統地研究鄧小平的小康社會思想，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一、小康思想的理論淵源
在鄧小平之前，小康思想曾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別是晚清至民國這一時期，小康思想在海內外華人文化和日本等東亞各國文化人中有較大的傳播。“小康”最早見于史冊，是《詩經·大雅篇》，“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注：吳樹平點校《十三經》，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349頁。）是說人民勞累困苦，希望過安逸的生活。但真正給“小康”賦予許多思想的，還是在傳統思想和文化上最有影響的儒家。根據孔門后學戴圣編的《禮記》（成書于西漢），孔子的小康社會狀態是和大同社會聯系在一起的，主要反映了當時儒家批判現實和崇尚先古的政治觀點。《禮記·禮運》篇中孔子把上古時代的黃帝、堯、舜所治理的以“天下為公”的社會稱為“大同”，是最為理想的社會。他認為，后來，也不知什么原因，“大道既隱”，出現了私有和“家天下”，戰爭也由此而起。當然，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但因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都很重視禮，以禮為標準決定是非，成就信用，懲罰過失，倡導仁受，講究謙讓，其社會也能達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可見，孔子把“六君子”所治理的社會狀態稱之為“小康”。在孔子眼里，小康社會比不上“大同”，但要比孔子所處的混亂時代要好多了。
由于孔子的“大同—小康”說是建立在批判和否定現實的基礎上的，所以，在西漢至晚清的大多數朝代里占據思想統治地位的儒家后學，再少有提及。真正使這一思想得到廣泛傳播的，是在我國近代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康有為和孫中山。尤其是康有為受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影響之后，于1902年利用在印度住的機會，系統地寫了一部《大同書》，洋洋灑灑20萬言，描繪了一個由小康再而大同的理想王國。在《大同書》中，小康是一種低級的社會，大同才是趨于完美和諧的世界。康有為認為，過去年代里許多人追求的小康，是以國家、家庭、財產私有為前提的，總是伴隨著戰爭、貧富不均、貴賤不等和自私的人性。只有消滅了國家，取消了家庭和私有，天下為公，人們共同擁有財富，世界由小康過渡到大同，人類才能過上沒有戰爭、沒有貧窮和人人平等、永遠富裕的幸福生活。一方面是康有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顯赫地位，戊戌變法前后領我國思想界風騷數十年，他的思想觀點適應當時的潮流，容易被具有維新精神的人接受；另一方面是西歐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對中國思想界像一股清新的空氣，也較容易得到廣泛傳播。所以，康有為的書一出版，“大同—小康”思想就在海內外華人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需要指出，說近代以來“大同—小康”說從康有為的《大同書》開始，也不完全準確。事實上，在那一個世紀里，西方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通過傳教士等不同途徑都有所傳播。1840年之后，中國屢屢遭受列強欺負，勵精圖治，尋找出路，貢獻各種治國方略，是那個世紀之交中下層知識分子的一種時尚。1894年，孫中山就向李鴻章上書，建議學習西方列強，建設一個“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暢”的理想社會。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這一思想成為指導孫中山一生的綱領。1918年發表的《建國方略》中，孫中山寫到：“建設者首要在民生，故對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要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設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第8頁。）在《三民主義》中又指出：“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至于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我的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孫中山還說：“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從晚清到民國這一時期，中國的問題根本上還是農民問題。民主主義思想家把革命的主要問題放在實現“耕者有其田”方面。“耕者有其田”，成為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核心問題。所以，在20世紀前50年，“小康”在一般民眾的觀念里，是和農民的“溫飽”聯系在一起。“十畝耕地一頭牛，老婆娃子熱炕頭”，是那個時代中國農民小康生活的具體寫照，也是舊中國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一般小生產者憧憬的理想和目標。
二、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具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和黨的經濟建設路線密切相結合，二是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相結合，三是體現了黨的集體領導結晶。
1.從1979年12月到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是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第一階段，是小康社會思想初步形成時期。其標志是提出并形成小康思想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黨確定把翻兩番定為奮斗目標。
早在60年代，黨就提出要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70年代中，粉碎“四人幫”之后，黨中央又重申了這一奮斗目標。鄧小平復出后，根據新時期的現實，特別是考慮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和延誤，需要實事求是地調整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應該說，在這一時期提出這個問題是適時的。70年代后期，打開國門后使我們有可能認識到，經過20多年的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我們同發達國家的差距被拉大了。在1979年10月4日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鄧小平第一次使用國民生產總值這一重要統計指標，開始提“中國式現代化”。鄧小平說：“我們開了大口，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后來改了個口，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來說不會很高。據澳大利亞的一個統計材料說，一九七七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萬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萬美元。……我們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能不能達到人均上千美元？……現在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兩三倍不容易。……就是降低原來的設想，完成低的目標，也得很好地抓緊工作……”（注：選自《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195頁。）小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使用小康這一概念，稱“小康之家”、“小康的狀態”和“小康的國家”。鄧小平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頁。）鄧小平還說：“有人擔心，如果中國那時候稍微富一點了，會不會在國際的競爭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中國只是一個小康的國家，就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8頁。）根據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的講話，這番話并不是鄧小平主動向客人介紹情況時講的。鄧小平說：“前不久一位外賓同我會談，他問，你們那個四個現代化究竟意味著什么？我跟他講，到本世紀末，爭取國民生產總值每人平均達到一千美元，算個小康水平。”（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9頁。）也就是在這次講話中，鄧小平開始籌劃兩個十年翻兩番的戰略。鄧小平說：“對于我們的建設事業說來，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決定性的。這個十年把基礎搞好了，加上下一個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內實現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1頁。）
1982年8月21日，鄧小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說：“我們面臨發展和擺脫落后的任務。我們擺在第一位的任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初步目標，這就是達到小康的水平。”（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6-417頁。）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已經初步形成了“兩個階段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鄧小平接著說：“如果能實現這個目標，我們的情況就比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們取得了一個新的起點，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從現在到本世紀末是一個階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說我們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時間。”（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7頁。）在同年9月1日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詞中，鄧小平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經驗。”（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頁。）據此，大會制定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綱領和方針政策，確定了從1981年到本世紀末的20年，爭取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和具體步驟。
2.從1982年9月到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是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第二階段，是小康思想的成熟時期。主要標志是小康社會思想有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十三大把“分三步走”確定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戰略。
1983年春，鄧小平到江蘇、浙江、上海視察，把原來的小康概念擴大到更為寬泛的社會概念。回到北京后，鄧小平與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說，蘇州市工農業總產值接近800美元。他曾經問省里的領導，如果江蘇省達到這樣一個水平，社會發展前景是什么樣子？從談話中可以看出，鄧小平不僅關注人民吃穿用及住房等生活問題，小城鎮建設問題，就業問題，人口流動和勞動力轉移問題，而且關心教育、文化、體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業問題，以及精神面貌的變化等未來社會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25頁。）小康的含義由原來較單一的經濟問題，拓展到一個較為全面的社會概念。1983年4月29日，鄧小平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頁。）
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開始講“小康社會”。鄧小平說：“中國現在的情況總的是好的。這幾年一直擺在我們腦子里的問題是，我們提出的到本世紀末翻兩番的目標能不能實現，會不會落空？從提出到現在，五年過去了。從這五年看起來，這個目標不會落空。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翻兩番、小康社會、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些都是我們的新概念。”（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54頁。）
1984年6月30日，鄧小平會見日本朋友時，提出我國的小康建設是以社會主義為前提的。鄧小平說：“我們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最低目標，是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這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來訪時我同他首次談到的。所謂小康，從國民生產總值來說，就是年人均達到八百美元。這同你們相比還是低水平的，但對我們來說是雄心壯志。中國現在有十億人口，到那時候十二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可以達到一萬億美元。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后狀態，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理。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頁。）
1984年10月6日，鄧小平會見參加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全體中外代表時的講話，22日，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系統地闡述了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和建設小康社會的前景、指導方針和政策，確定通過“對內經濟搞活、對外經濟開放”的方針和根本政策，保證宏偉目標的實現。同時，鄧小平還強調小康建設的重點應該放在農村。在講到達小康的意義時，鄧小平進一步說：“翻兩番還有個重要意義，就是這是一個新的起點。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就可以接近經濟發達國家的水平。”（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9頁。）鄧小平這兩次講話，表明小康社會思想已經發展到一個較為成熟的階段。
在這一時期，鄧小平較多地闡述科技進步、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法制建設、反對自由化，特別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堅持改革開放政策等重要問題。1986年6月18日，鄧小平在接見榮氏親屬的談話中，進一步闡述小康社會思想。鄧小平說：“我們的目標，第一步是到二○○○年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雄心壯志太大了不行，要實事求是。所謂小康社會，就是雖不富裕，但日子好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過。更重要的是，那時我們可以進入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以上的國家的行列，這樣的國家不多。……有了本世紀本的基礎，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再翻兩番，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將更加強大。”（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162頁。）
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格拉時的談話，標志“分三步走”的戰略規劃已經形成。鄧小平說：“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那時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一萬億美元，雖然人均數還很低，但是國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6頁。）在該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上，這一戰略規劃被確定為我國經濟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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