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村官的"內傷":一腔熱血奔農村權益誰來保障?
《中國報道》記者 何晶
2000年底，22歲的邢曼麗正式上崗成為了遼寧省新民市的一名大學生村官。
1999年，遼寧省開始實施“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2000年4月7日，中共新民市委組織部、新民市人事局下發《關于開發農村人才資源和實施“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的意見》。同年10月，通過公開考試、考核的方式面向社會招錄了141名大學生派到農村工作。而在遼寧省其它一些市鎮，其大學生村官是從已有的事業編制人員中直接抽調。
新民市這一批面向社會公開招聘的141名大學生村官，都是新民市及各鄉鎮的大專以上畢業生。他們是新民市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大學生村官。邢曼麗是這其中的一百四十一分之一。
一腔熱血奔向農村
“當時對‘村官’這個概念特別模糊，就是沖著是政府招聘的，覺得是政府招的就肯定有保障。”邢曼麗當時剛剛從遼寧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出于找一個穩定的工作的目的，她報考了大學生村官。“當時的文件說的是，村官工作三年之后，可以根據個人的表現和工作能力，擇優錄取為公務員或事業編制人員。”但“邢曼麗們”也絕對都抱著年輕的一腔熱血奔向村官，“當時剛畢業，我們都有一種奔向農村、心潮澎湃的感覺。剛開始對于農村的工作環境并沒有太多的設想。但是覺得不論是農村還是城市，只要給我發展的空間，只要我自己努力，就肯定能干好！”之后，這一批村官被派到新民市鎮下轄的各個村子。邢曼麗當時被分到新民市興隆鎮新立屯村擔任
村主任助理。下派的大學生村官，如果是黨員，擔任的職務都是村黨支部副書記；如果還沒有入黨，擔任的就都是村主任助理。
村主任助理的主要任務，說白了，“就是村里有什么工作和安排都要下去，并沒有專門負責的任務。”當時邢曼麗年底正式上崗后，剛過完年，就趕上了村里的干部換屆選舉，所以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參與村干部的換屆選舉。前前后后的工作，“其實說白了也就是打雜。”
“當時下去，與村里的干部和村民相處倒沒有什么矛盾。村里老百姓看來了個大學生村官，他們認為只要對村里有貢獻就好了，覺得大學生知識面更廣一些，能帶來更多的知識。”
現實與理想的反差有多大？
沒下村子之前，邢曼麗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希望能夠通過與村領導的溝通去實現自己的想法。但是實際上，“與村領導根本就無法溝通。你跟村主任溝通，他就會說：‘這事我不管’；跟書記溝通，他會說‘這得跟鄉里、市里打招呼’。你想要干的就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樣，施展不開自己的拳腳。”
村官們下去村里工作，不是每天都有具體的事情可做。“村里農閑的時候你就沒有事情可干了，但是又不能老在村部呆著。想去和農戶交流，現在農戶在農閑的時候，基本的活動就是打麻將。所以你想我們能干什么？”
最初邢曼麗設想“只要領導給了項目，就努力干唄，肯定能做出成績來”。但實際上，不是每一個村官下到村子里去，就都能夠帶領一個村子“引進項目、科技致富”的。“我拿什么去帶領？要錢沒錢，要人沒人。人家一個村黨委書記都沒能夠引進一個項目呢，何況我們一個小小的大學生村官啊？”以前的那些想法，如今在邢曼麗看來“都是天方夜譚，真是有點傻。”
但即便這樣，邢曼麗也還是想要調試好自己的心態。“我當時想，反正閑著也是閑著，還是干點力所能及自己能干的事情。”
邢曼麗所在的當地小學當時的師資力量還非常薄弱、很不完備，缺少老師和教材。“村官下去的時候，都有一個由鄉里的領導干部組成的工作組帶著。我當時就跟他們說，每天閑著也是閑著，現在村上的小學缺老師，我能不能兼職去那里教小孩？當時工作組的領導就說：‘干那個干啥？沒用。’然后我就沒話了，也就不跟他說了。”
此后，邢曼麗的工作積極性逐漸被消磨了。“后來我的態度就是，讓我閑著就閑著。”
八年漫長的借調
邢曼麗在新立屯村呆了一年之后，就被借調到興隆鎮政府計衛股任統計，主要負責計劃生育工作這一塊。“鎮政府里全是干部，干活的人沒有。我們去了之后就是干活，拼命的干活。”新民市其他的大學生村官幾乎也都被陸陸續續借調到各鄉鎮和各市局里工作。而邢曼麗這一被借調，就干了8年。
剛進入鎮政府時候的工作，“也就是打雜”。“鄉里來客人了，食堂人手不夠，你還得去幫忙擺桌、擇菜、洗盤子；機關里來人集體會餐的時候，你還要在一旁站立服務”。“甚至連自尊都沒有了。”
但是，邢曼麗那時還是認為，“只要我努力工作就能夠贏得別人的好評”。這8年的努力工作也的確給邢曼麗帶來了一些榮譽，評優、證書是對她工作的一個肯定，也得到了一些領導的表揚。
但這些東西在今天邢曼麗看來，“都只是表面的東西，甚至是虛偽的”。當年表揚她的領導，在她上訪之后，態度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拉下臉就不認人了。“一下就讓我的心涼了”。
大學生村官的權益由誰來保障？
邢曼麗們上訪，爭取的就是兩個字——“編制”。編制對于他們來說，是一個身份的象征，這也關系到他們的將來。
其實在2004年滿第一個三年之后，邢曼麗們幾乎年年都要去找當地人事部門。當時新民市人事局的一個干部對他們說：“你們回去等吧，這才剛滿三年，你們慢慢等，你們現在不還有活干么，慢慢干。”就把他們打發走了。以后每次去找也都是搪塞。一拖再拖，拖到現在已經10年了。
他們要編制，就有人說：“你們村官要什么編制啊，你們就是臨時工。”“在村里、在鄉鎮上工作沒有編制，就相當于是‘后媽帶來的孩子’，永遠沒有人管。沒有發言權，什么權力都沒有。用我們領導的話說就是：‘干好干壞都一樣。’” 邢曼麗們“一腔熱血全都沒有了”。
矛盾沖突的激化在于，2008年新民市各機關、事業單位員工每人都補發了1萬多元的臨時性津貼，但是壓根沒有村官們的份兒。他們本身的工資待遇與當地的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就沒套上，事業單位工資年年看漲，但是他們的工資始終在原地踏步。之前他們通過找人事部門，加過一次100多元的績效工資，所以邢曼麗們只好再一次去找，但是這一次行不通了。“當時領導就是說‘發100多的績效工資是因為錢少，現在錢多就不給發了。’”但是更名正言順的理由是他們沒有“身份”。
當年的文件明確規定，所有大學生村官滿三年之后就可以直接進入事業編制，或有限競爭公務員。但是人事局的干部就跟他們玩文字游戲，“這不是寫的是‘可以’么，又不是‘必須’，就是說也就能夠‘不可以’啊”。
之后，邢曼麗們便開始了漫長的上訪，為的就是要一個“身份”。
但是將近1年的上訪最終都無疾而終，并且讓村官們成了新民當地“又臭又硬的石頭”。新民市即在2009年11月下發了一個關于“從此結束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的《實施細則》和《考核辦法》。安排一個考試對全部100多名村官只錄取40人“頂崗待編”。其實新民市本身就已經超編4000人，“還讓我們頂誰的‘崗’待誰的‘編’？這明顯就是又挖了一個坑讓我們往里跳。”
在上訪后的第2年，邢曼麗們都被所在的鄉鎮政府的領導“談了話”。“我的領導口氣還很強硬，就是說：你想干就干，反正工資就是這些錢，也沒有‘三險’。但是你在這里干一天，就不許上訪，你要上訪，你就回家。”
邢曼麗帶著一肚子憋屈和憤怒回了家。
“國家搞這個村官計劃的初衷是好的，也能夠鍛煉一些從小在城市里長大的人，去農村看看具體是個什么樣子。”邢曼麗如今回想起來說，“但是在政策制定了之后，就再也沒有人去關注這些大學生村官的具體情況怎么樣。”對于他們來說，國家政策“開口這么大，但是出口卻那么小，甚至沒有出口”。大學生村官的權益到底由誰來保障？
在農村工作的10年讓邢曼麗更成熟了，也更懂得待人接物。但在鄉鎮工作的這些年，看慣了鄉鎮機關里的烏煙瘴氣、人心叵測，更多地讓她有了防備心理。
邢曼麗現在就是想另外再找份工作，但還沒有從此前憋屈和憤怒的情緒糾葛中抽離出來，“干什么都完全坐不住，很難平靜下來做別的事情”，所以現在“這幾個月主要就是在調整心態，下幾個月再接著去找工作。”
提案摘要：持續關注大學生村官問題
大學生村官上訪事情頻出，當年曾被地方政府寄予厚望的部分大學生村官，正成為令他們越來越頭疼的集體上訪戶。
1.國家相關部門應對大學生村官的狀態持續關注。大學生任村官的生活狀態、村官任滿之后的出路等問題，都應該制定相應的對策。
2.應該規范和限制大學生村官被鄉鎮借調工作。
3.鼓勵大學生村官從鄉村實際情況出發，為農村工作獻策獻力。并不一味地提倡和鼓勵所謂“引進項目、科技致富”，大學生村官最寶貴的就是獲得農村的基層工作經驗，無論事大事小都值得去做。（來源：《中國報道》雜志供人民網專用）
（責任編輯：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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