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國人常常被認為粗俗、野蠻、無教養，這很大程度要歸咎于國民禮儀的缺失。”全國人大代表、廣東長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蘇耀榮日前發出感慨。蘇代表提議：從國民道德教育出發，加快規范國民禮儀的步伐。并對一些具體的禮儀方式做了建議。
中國是傳統的禮儀大國，對禮的崇尚曾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高度，一個諸侯國因為失禮可能被奪爵去封；一位大臣因為行為不合禮法可能丟掉官職；雖貴為天子，語言行為不合禮法，可能遭到大臣的群起攻擊，引發皇權危機：宋英宗時因“濮議”引發歐陽修、司馬光等人的黨爭，朝廷分裂，遺禍久遠；明世宗時“議大禮”，天下讀書人抗然相諫，慷慨赴死，父子相繼……
時代已經不同，語境也不一樣，當我們讀到祖先對禮的那種近乎驚心動魄的尊崇，會覺得不能理解，但那確實是我們民族經典時代的真實情形，而我們民族也正是以這樣的精神特征而獲得了“禮儀之邦”的令譽。
二十世紀以來，傳統價值遭到致命打擊，所謂禮崩樂壞，“禮”首當其沖，具體的禮儀形式，被作為落后、不文明、欠發達國家的外在特征而被無情地掃入“歷史的垃圾堆”，而同時，我們對西方的禮儀又并未恰當引入，即便引入，由于文化傳統、體貌特征的巨大差異，學起來相當拙劣。記錄片中我們看到，巴黎和會期間，當時的中國外交官顧維鈞穿著不合身的西式禮服，滑稽地戴著比他的小腦袋大一倍的高筒禮帽，心神不寧地跟在西方大國外交家的屁股后面察言觀色，這一形象很恰當地暗示了在歐洲中心主義支配下中國的悲慘命運；我們又一度熱情洋溢地學習過粗野的俄式擁抱甚至親吻，當身材嬌小的中國同志被膀大腰圓的蘇聯老大哥抱著熱吻的時候，感覺那時兩國外交天天在上演“斷背山”！而近來的所謂“唐裝”，中不中，西不西，漢不漢，滿不滿，地主不像地主，管家不像管家，那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一種怪異服裝，竟然僭稱為“唐”，我們民族全盛時期的時代裝！
“新文化運動”的改變了傳統禮儀的固有面貌，“文革”又將傳統禮儀狠狠地踩了十幾年。傳統的被瓦解了，西方的又夠不著，那就一無所有了。國務活動中尚且如此，小民的日常生活就更不用說。人多、資源少、擠公交車、擠“春運”、公共服務部門的衙門作風，長期的貧困……大大小小的不利因素侵蝕著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的當代國民。現今呈現在世界文明人面前的中國人形象是怎樣的呢？令人羞恥的事情太多，相關報道太多，在此無法羅列，雖然承認這點很痛心，但蘇耀榮代表所說：“不少中國人常常被認為粗俗、野蠻、無教養”應該是實情。
同為東方古國，同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韓國要幸運得多。國學大師章太炎第一次游學日本時，見到日本的日常禮儀服飾，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吾復見漢唐衣冠！”。在西化運動席卷全球的關鍵時刻，日本沒有發生類似我們“五四”這樣淺薄的民族虛無主義運動，雖有短暫的“鹿鳴館”時代的徹底歐化風尚，但很快被“和魂洋才”主張予以矯偏，在保守東方傳統價值的基礎上實現了國家的發展。韓國在這一點上也做得可圈可點，從目前風行大陸的韓劇中我們可以真切地感覺到他們對傳統價值的珍視。
要恢復到“議大禮”時代和“濮議”時代那樣對禮的崇尚境界已不可能，也無必要。贊同蘇耀榮代表的精神：要考慮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國際和國內的結合，民間與官方的結合。不必過于繁瑣，但要有相應的儀式和程序；不要復古，但要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對蘇代表提出的具體禮儀形式，各方可進行協商，形成統一認識，以利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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