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公車上書公車上書
在我國漢代的時候，曾經有用公家車馬接送進京應試舉子的人的規定，因此后來就以“公車”作為進京應試舉子的代稱。即應試舉子的人，又稱為“公車”。
1895年春天，康有為、梁啟超同各省舉人，云集北京參加會試期間，傳來了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舉人們大為震驚。各省舉人先后到都察院請愿，反對簽約。康有為抓住這個時機，于5月1日，邀請十八省舉人在松筠庵集會，宣讀由他起草的上皇帝萬言書，在上書上簽名的有1300多人。第二天，康有為等人將上書遞到都察院。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
《天演論》
嚴復(1854～1921年)，字又陵、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在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后，1877年被派往英國學習海軍。1879年回國后，任福州船政學堂教習，次年調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嚴復在英國時，廣泛而直接地接觸到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回國后，他致力于譯著，努力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他是近代中國第一個系統介紹西方思想與文化名著的翻譯家，其中最負盛名的是譯述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淪》。
《天演論》即進化論，翻譯的是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一書的前兩部分，赫胥黎用達爾文關于生物進化的原理，來解釋社會現象和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認為生物界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也適用于人類社會。這種用生物進化規律來解釋社會發展，在西方是帝國主義用來為弱肉強食的殖民政策服務的。嚴復意譯了它的主要內容，并附加了許多案語，闡發他自己的見解。有的案語的篇幅，往往與譯文不相上下。1895年，嚴復譯成《天演論》，1897年12月在《國聞報》的增刊《國聞匯編》上陸續發表，第二年4月正式出版。他是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場上翻譯《天演論》的。這本書發表和出版的時候，正是中國被列強瓜分最嚴重的時刻。他大聲疾呼：中國如果不變法圖強，就無法逃脫“優勝劣敗”、“弱者先絕”的亡國厄運。嚴復不僅給人們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鐘，重要的是給人們指出了爭取民族復興的前景。他號召向西方學習，人人努力，中國就可以由弱變強，就能“與天爭勝”、“自強保種”。
《天演論》出版后，風行全國，鼓起了愛國志士救亡圖存的信心。不過，嚴復在歐洲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國家里貧富對立現象，他認為“壟斷既興，則民貧富貴賤之相懸，滋益遠矣”。盡管他不能正確解釋西方國家貧富差別的原因，但他卻認識到這種貧富之差“雖欲平之，而終無術矣。”他在維新派中算是例外地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因為維新派當時都把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包括其社會政治制度說成是盡善盡美。
第二節 百日維新
甲午戰爭以后，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出現嚴重的民族危機。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劇，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進一步遭到破壞，客觀上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清政府為了擴大稅源，解決財政危機，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中國出現了一個興辦工業的浪潮。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資產階級維新派掀起救亡圖存的維新變法運動。
19世紀6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傳人和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在一些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早期的維新思想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19世紀90年代，資產階級維新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
康有為(1858～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好長素，廣東南海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從小接受嚴格的傳統封建教育。1879年和1882年，他先后到香港和上海，閱讀了一些介紹西學的書籍，目睹了當時資本主義都市文明。經過幾年的探求，他逐漸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古老的封建制度優越，從而逐漸產生了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來改革中國現狀的變法維新要求。康有為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招徒講學，闡發維新變法思想。梁啟超是他的學生。康有為把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學說同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宣傳維新變法的道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的代表作，它有力地沖擊了頑固守舊勢力，奠定了資產階級維新派進行維新變法的理論基礎。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轟動，被稱為“思想界之大颶風”、“火山大噴火”。1895年春，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使維新思想發展成為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1895年夏，康有為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由梁啟超等編輯和撰稿，宣傳西學，鼓吹變法。接著，維新派的政治團體強學會在北京成立。從1895年到1897年間，國內設立的學會、學堂、報館共五十多所，維新變法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
德國強占膠州灣以后，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帝。他指出：瓜分大禍，迫在眉睫，必須當機立斷，迅速維新變法，否則“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緒帝讀后深受感動，令康有為提出變法的具體辦法。1898年初，康有為呈遞了《應詔統籌全局折》，請求光緒帝確定維新變法政策。這個奏折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施政綱領。1898年4月，康有為在北京發起組織救亡團體保國會。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在北京、上海設立總會，各地設立分會。保國會具有資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在保國會影響下，保浙會、保川會、保滇會相繼成立，維新變法的浪潮激蕩全國。
1898年6月，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開始變法，史稱戊戌變法。光緒帝召見康有為，任命他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準許專折奏事。光緒帝還委任梁啟超辦理大學堂和譯書局事務，擢升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為軍機章京，參與新政，負責起草變法的上諭詔書。從6月11日到9月21日，新政共推行了103天，所以又稱“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的主要內容有：
政治方面：準許官民上書言事；取消閑散重疊機構，裁汰冗員；廢除旗人寄生特權。
經濟方面：京師設立鐵路礦務局和農工商總局，保護農工商業的發展；獎勵創造發明；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決算；裁撤驛站，設立郵政局。
軍事方面：裁撤綠營，精練陸軍，改習洋操；實行征兵制；添設海軍。
文化教育方面：開辦京師大學堂，各地設立中小學堂，兼習中西學科；廢除八股，改試策論，開設經濟特科；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準許設立報館、學會；派人出國留學、游歷。
變法詔書的頒布，有利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西學的傳播，有利于具有維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參與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封建官僚制度。因此，這次變法受到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地主的擁護，得到愛國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是，新政內容沒有涉及維新派提出的設議院、開國會、定憲法等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這表明維新派的行動，比他們的宣言退步了。
戊戌變法是一次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資產階級維新派要求實行有利于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逐步變封建專制制度為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制度，在當時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趨勢的，具有進步意義。同時，戊戌變法又是一次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在帝國主義侵略日益加深、瓜分危機迫在眉睫的緊要關頭，資產階級維新派為挽救民族危機、發展資本主義而奔走呼號，并指出變法的首要目的是救亡圖存。這對于激發人民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起了重要作用。戊戌變法同時也還是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倡新學，主張興民權，對封建的思想文化進行了抨擊，在社會上起了思想啟蒙作用。它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
資產階級維新派采取改良的辦法，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沒有實權的皇帝身上；在頑固勢力的進攻面前，他們又寄希望于袁世凱和外國侵略者，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因此，維新運動如同曇花一現，很快歸于失敗。戊戌變法的失敗證明，資產階級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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