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同時還是一位杰出的國際戰略家。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始終關注國際風云的變幻，以一個國際戰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國際戰略思想。這一思想對建立新中國、捍衛獨立主權、提高中國國際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它對于我們科學分析當今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制定21世紀的中國國際戰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筆者認為，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可以概括為“2731體系”，即由兩種理論、七項原則、三大靈魂、一個支點四大要件構成。
一、兩種理論
中間地帶理論和三個世界理論是支撐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這座大廈的兩塊磐石，是我們理解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先導。
（二）三個世界理論。毛澤東提出中間地帶理論是以二戰后形成的雅爾塔體系為前提的。經過一段和平發展后，這個體系已經發生質變。一方面，在美國的大力扶持下，西歐國家和日本的國力迅速提升，對美國在資本主義陣營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中蘇兩黨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識形態上的論爭導致兩國關系破裂，使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特別是，戰后廣大亞非拉民族國家紛紛誕生，并成為國際舞臺上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這些變化說明，國際政治力量已經發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組，需要對國際格局進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第一次明確完整地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毛澤東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600-601頁）鄧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開的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上發言時，全面闡述了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引起了強烈的國際反響。三個世界理論把蘇聯列入第一世界，這既是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深刻揭露，也是對蘇聯國際地位的重新確定。這一理論肯定了新興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地位，并堅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從而為中國找到了與國力和國家利益相符的戰略地位。尤其是，這一理論把日本、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劃入第二世界，指出它們同霸權主義國家既有聯系又有沖突，從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國家的本質特征，極大地增強了國際反霸力量。由此可見，毛澤東在建構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國際戰略時，已經放棄了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為標準的舊模式，這不僅使中國逐步擺脫了一度在國際上比較孤立的困境，成為遏制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為中國后來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對外開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項原則
（一）國家利益原則。眾所周知，在國際社會中活動的主體是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國家主權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國家主權的國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基本動因，成為國家對外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關系上，始終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準則，堅定不移地站在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與國家主權的原則立場上。在國家交往中，既尊重別國的主權，善于學習別國的長處，又堅定地維護國家的尊嚴，維護中國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制度，決不允許別國干涉中國內政，決不拿國家利益作交易。“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毛澤東曾如是說。這從當年毛澤東果斷作出抗美援朝決策、拒絕赫魯曉夫在中國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實施“一條線”“一大片”戰略可見一斑。在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斗爭中，毛澤東既堅定國家利益至上，又旗幟鮮明地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傾向。
（三）反霸原則。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關系中，始終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同各國友好合作、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作為對外工作的根本目標，并把反霸視為重中之重，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同時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侵略擴張行為。毛澤東強調：“中國是大國，黨是大黨，也沒有理由看不起小國小黨。”（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97頁。）當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就是一次生動的反霸行動，三個世界理論更是體現了反霸的鮮明態度。之所以把美蘇看作第一世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蘇都企圖稱霸世界，都想把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納入它們的勢力范圍，并欺侮那些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只有反對霸權主義，才能實現國家主權平等，才能維護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權、生存權、發展權。因此，反對霸權主義就是維護人權和國權。
（五）反和平演變原則。和平演變是西方國家用來擾亂視聽，擾亂民心，動援敵對國國民信念，甚至制造動亂以直接摧毀敵對國家的意志，最終實現其顛覆敵國政權的目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干涉、軍事包國和政治孤立遭到失敗后，于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變戰略，把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圖通過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實現不戰而勝的目的。毛澤東最早覺察到這一變局，并號召全黨提高警惕。1959年，毛澤東在一次小型會議上指出，杜勒斯所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容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43頁。）1964年6月，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說我們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這話講的靈不靈？我不希望靈，但也可能。為此，毛澤東著手建構“防修工程”，把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作為防止和平演變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來抓。毛澤東認為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并提出“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61-1162頁。）實踐證明，毛澤東富于遠見的反和平演變戰略，對于我們維護民族獨立、捍衛社會主義成果，推進社會主義大業，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重大的歷史價值。
（六）一邊倒原則。毛澤東認為，在雅爾塔體系作用下，新中國要想求得生存和發展，“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3頁。）因為新中國成立后，帝國主義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極有可能對新生政權進行武裝干涉，如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所面臨的遭遇，這就決定了新中國有必要同社會主義國家結成聯盟，以便增強抗衡力量。實踐證明，這一國際戰略是完全正確和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國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國獲得國際承認，有利于獲得必要的國際援助。當然，一邊倒是建立在獨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礎之上的，絕不意味著倒向蘇聯的懷抱，決不意味著關閉同西方國家的往來，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有依賴之心，而是把戰略上的配合同戰術上的批評有機結合起來。之后，毛澤東在1949年春夏之交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這些原則標志著新中國的外交與舊中國屈辱外交的徹底決裂，并以新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
三、三大靈魂
（一）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根本經驗，是貫穿于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活的靈魂。毛澤東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53頁。）所以，毛澤東歷來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蹤世界風云，從中把握國際政治力量之間矛盾關系的演變，作出科學判斷，并適時調整中國國際戰略。上述一系列理論原則的提出，都鮮明體現了實事求是精神，是實事求是精神的理論結晶。新中國能在撲朔迷離的國際社會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與毛澤東長期堅持用實事求是來觀察、分析、處理國際事務息息相關。
（二）獨立自主。國際戰略中的獨立自主，是指一國在國際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國，始終把方針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敢于同企圖控制和干涉本國內政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行為進行堅決斗爭。這是堅持實事求是、從本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結論。毛澤東歷來認為，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和地理環境，各國人民應根據本國的基本國情和自身優勢，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一切事務，任何外國無權干涉。他特別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15頁。）在新政協籌備會上，毛澤東重申：“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有一絲一毫的干涉。”（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65頁。）在出席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時，毛澤東專門就各黨的獨立自主問題與各國黨的領導人交換看法，認為國有大小，黨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處，各國黨的事由他們自己決定，并明確要求把這個意思寫進大會宣言。毛澤東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我們這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什么都靠別人，靠不住。處處依賴別人，不但經濟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經贏得的政治獨立也有可能重新喪失。由于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使新中國在國際風云的驚濤駭浪中經受了嚴峻考驗。因此，鄧小平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頁。）
（三）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在國際斗爭中，毛澤東始終高瞻遠矚，不信邪，不怕壓，敢于斗爭，從不屈服于任何國際敵對勢力的威脅與蠱惑，從不拿原則作交易，敢于從戰略上藐視它們，保持一往無前的戰斗精神；在戰術上高度重視它們，善于同它們作斗爭，靈活運用各種策略，謹慎地處理各種外交問題，并在斗爭中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把謀萬世與謀一時、謀全局與謀一域有機結合起來。這是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精華所在。例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奉行的和平共處原則，生動體現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在國家關系上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在國際事務中時時處處維護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尊嚴。而在某個事件上或特定場合中，為打破僵局，促使形勢朝著有利于人民事業的方向發展，能夠作出必要的讓步和妥協。在萬隆會議上討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時，有些國家的代表并不反對它，只是不喜歡用“共處”這個詞，由此使會議陷入僵局。有鑒于此，周恩來表示可以采用聯合國憲章中用過的“和平相處”來代替“和平共處”，從而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四、一個支點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革命和建設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異常險惡，所面對的國際敵人十分強大，因而必須樹立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堅定信心。毛澤東在建構其國際戰略思想時，最根本的立足點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95頁。）1958年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806-807頁。）毛澤東認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表面上很強大，實質上很虛弱。因為美國到處伸手，侵略別國，而它每占領一個地方，就像一根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國就像十個指頭按十個跳蚤，哪個指頭也動彈不得。所以，美國沒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說，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整個國際戰略都建立在這個支點上。它使我們一次次地渡過難關，是我們不斷戰勝強大敵人的精神動力源。偉大的科學家阿基米德曾說給他一個支點他就可以將地球撬起來，可惜他始終沒能找到它。而毛澤東在建構其國際戰略思想時，支點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這個支點，倘若離開或否定它，將無法理解毛澤東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國際戰略決策。
在上述體系中，“理論”是指導，“原則”是規矩，“靈魂”是統帥，“支點”是基礎，由此構成一個內容豐富、層次分明、邏輯嚴密的完整的科學體系。它是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的重要的源頭活水，并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國際戰略謀劃中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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