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末代皇后---曹節，在歷史上原本是一個一筆帶過的人物，在陳壽的《三國志•武帝紀》中也只是簡簡單單提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秋七月，漢獻帝聘迎曹操的三個女兒為貴人，其中年齡最小的留在曹家等待成年。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春正月，漢獻帝立曹操的第二個女兒為皇后。除此之外，包括這個第二個女兒的姓名、生平、卒年，在《三國志》中都沒有進一步交代。而在范曄的《后漢書•獻穆皇后傳》中則彌補了陳壽記載的缺陷。該傳載：
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于國。十九年，并拜為貴人。及伏皇后被弒，明年，立節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人，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為山陽公夫人。自后四十一年，魏景元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通過這個記載，我們終于得知曹操的這三個女兒分別叫做曹憲、曹節、曹華，這個曹皇后就是曹節。從這個記載中我們還可以了解這個末代皇后對于曹丕所謂“禪讓”的態度，她是站在自己的丈夫一邊而反對自己的哥哥的。除了以上這兩本史書中加起來還不到200字的記載之外，再也不見關于曹皇后的蹤跡。
不過，就這么一位非常簡單的歷史人物，引起了后來的兩代文學家的關注，紛紛按照自己的意圖進行了改造。首先是羅貫中沒有放過這個人物，在其《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羅貫中把關于曹皇后的故事做了一個改編，情節變成了這樣：
次日，官僚又集于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怯懼，不敢出。曹皇后曰：“今百官請陛下設朝問政，何相推也？”帝泣曰：“汝兄欲篡漢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氏大怒曰：“汝言吾兄為篡國之賊，汝高祖只是豐沛一嗜酒匹夫，無籍小輩，況且奪秦朝天下。吾父掃清海內，吾兄累有大功，為何不可為帝？汝即位三十余年，若不得吾父兄，汝為齏粉矣！”言訖，便要上車出外。帝大驚，忙更衣出前殿。（見《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六“廢獻帝曹丕篡漢”）
羅貫中的修改，目的非常明顯，借曹皇后的逼宮，體現了漢獻帝的悲慘處境，揭露曹操進獻女兒為后的目的。這種修改在經過幾百年后又變成了另外一副模樣。做出這個改動的是毛綸、毛宗崗父子。在章回本的《三國演義》第八十回“曹丕廢帝篡炎劉漢王正位續大統”中，曹皇后又變成了這個樣子：
次日，官僚又集于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憂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為此亂逆之事耶！”言未已，只見曹洪、曹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言罷，痛哭入宮。左右侍者，皆歔欷流涕。
這個再修改實際上是把曹皇后的形象恢復到歷史的真實之中。對于這個修改，毛綸、毛宗崗父子是非常滿意的，并特意在該回總評中提到：
呂雉王產、祿，而劉幾化呂；武曌寵三思，而周幾代唐。若曹后者，誠過之矣。曹后之罵曹丕，比之王后之罵王莽，庶幾相似乎？然以后之貴而貴其族者，王后也；以族之貴而貴為后者，曹后也。族以后之故而得貴，則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之故而得立，則后之不黨其族也難。推曹后之心，使其身非曹操之所出，我知其必與父兄同謀討賊，如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完有女而曹操亦有女，董承有妹而曹丕亦有妹。曹后之賢，殆將與伏后、董妃并列為三云。
其實這個改動的目的在于：突出曹丕篡漢不得人心，連篡漢者的親妹妹都極力反對和阻止，從而達到作者“擁劉貶曹”的主題。
這兩種改動孰優孰劣，到了現代也有一些專家、學者發表了自己的不同見解。寧希元先生在“毛本〈三國演義〉指謬”一文（見《三國演義研究論文集》一書）中認為：
對于獻帝這樣一個可憐蟲，曹后自不會有什么特殊的好感。毛氏父子出于封建正統觀念，硬要作翻案文章，讓曹后大罵曹丕，實在無味的很。
對于這種觀點，張國光先生在“毛宗崗繼承金圣嘆小說理論評改《三國演義》的貢獻”一文（見《三國演義論文集》一書）中指出：
毛本……特別注意圍繞尊劉貶曹的中心思想來刪去小說舊本中某些與這一主題相矛盾的故事情節，而補充以能夠從不同的側面，表現這一主題的內容。例如《通俗演義》寫曹后聞獻帝罵其兄丕為“篡國之賊”，又怒曰：“汝高祖只是豐沛一嗜酒匹夫，無籍小輩，況且奪秦朝天下。”又斥獻帝說：“若不得吾父兄，汝為齏粉矣！”殊不近情。毛本改為“曹后大怒”，罵曹洪等“希圖富貴，共造逆謀！”
毋庸諱言，毛宗崗刪改或補充小說的某些內容，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更好地有效地鞭撻曹操這個大奸雄的形象。
如何看待羅、毛的改動和現代關于這個改動的爭論呢？筆者認為：如果從歷史的真實來看，毛綸、毛宗崗父子的改動顯然更加符合歷史，寧希元先生所言的“對于獻帝這樣一個可憐蟲，曹后自不會有什么特殊的好感”一說，顯得證據不足，在歷史上沒有事實，在小說中也找不到其他的證據說明寧先生的推斷，而張先生所謂“殊不近情”的判斷似乎也沒有什么必然性。應該說這兩種可能性都是有的。因此，這問題并沒有一個標準。其次，作為小說而言，對于文學形象的定型，作者可以根據作品的需要來進行塑造。無論是羅貫中還是毛綸、毛宗崗父子，都是在作品中體現“尊劉貶曹”這一主題思想。從這個角度來分析，這兩種描述的目的都是一樣的，體現的都是同一個主題，既無主題之爭，這種分歧實在是沒有什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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