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救寺，位于山西省西南永濟市蒲州古城東3公里的峨嵋塬頭上。
這里塬高29米~31米，南、北、西三面臨壑，惟東北向依塬平展。原有范圍，東西寬200米，南北長350米，總面積約7萬平方米；
這里地勢高敞，視野寬闊，寺院坐北朝南，居高臨下，依塬而建。這是一座千年古剎，我國古典戲劇名著《西廂記》故事就發生在這里。
從1986年以來，新修復的普救寺，寺院建筑布局為上中下三層臺，東中西三軸線（西軸為唐代，中軸為宋金兩代，東軸為明清形制），規模恢宏，別具一格。從塬上到塬下，殿宇樓閣，廊榭佛塔，依塬托勢，逐級升高，給人以雄渾莊嚴，挺拔俊逸之感。加之和《西廂記》故事密切關聯的建筑：張生借宿的“西軒”，崔鶯鶯一家寄居的“梨花深院”，白馬解圍之后張生移居的“書齋院”穿插其間。寺后是一地勢高低起伏，形成活潑的園林花園。園內疊石假山懸險如削，鶯語雙亭飛檐翹角。荷花池塘上橫架曲徑鵲橋，亭橋相接、湖山相銜。鶯鶯的“拜月臺”掩映在青松翠柏、千竿修竹之中。
屹立在寺中的鶯鶯塔，不僅形制古樸、蔚為壯觀，而且以奇特的結構，明顯的回音效應著稱于世。游人在塔側以石扣擊，塔上會發出清脆悅耳的“咯哇——”“咯哇——”的蛤蟆叫聲，令游人連連稱奇。據方志中稱之“普救蟾聲”，為古時永濟八景之一。
由于《西廂記》的問世，使得這個“普天下佛寺無過”的普救寺名聲大噪，寺內的舍利塔也被更名為“鶯鶯塔”而聞名遐邇。而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千百年來一直撼動著人們的心靈，使它成為蜚聲著譽的游覽勝地。
普救寺是《西廂記》故事的發祥地。唐元稹傳奇小說《鶯鶯傳》、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元王實甫雜劇《西廂記》，皆以普救寺為背景，進行藝術創造的。由于《西廂記》故事的廣泛流傳，普救寺也隨之名揚天下。因此，劇以寺而生，寺以劇而名。
普救寺之所以名揚天下，主要是元代戲劇大師王甫實的雜劇《西廂記》寫得生動深刻，流傳廣泛，影響深遠。《西廂記》共五本二十折，其故事梗概是：唐貞元年間，前朝崔相國病逝，夫人鄭氏帶女兒鶯鶯、侍女紅娘和小童歡郎一行30余人回河北博陵安葬，中途道路有阻，在河中府普救寺暫住。此時，河南洛陽書生張生（名珙，字君瑞）赴長安趕考，路過河中府看望同窗好友白馬將軍，順便游覽普救寺時與鶯鶯相遇，產生了愛慕之情。張生為了追求鶯鶯，遂不往京師，就在寺中借廂住下。
張生的住所與鶯鶯所住的西廂只一墻之隔。一天晚上，鶯鶯同紅娘在花園燒香禱告，張生隔墻高聲吟詩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蔭寂寂春；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鶯鶯立即和詩一首：“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經過詩歌唱和，彼此更增添了好感。
在為崔相國做超生道場時，張生、鶯鶯再次相遇，兩人默默地相愛了。就在這時，守橋叛將孫飛虎帶兵圍住寺院，要搶鶯鶯為妻。崔夫人四處求救無援，許愿說：“誰有退兵計策，就把鶯鶯嫁給誰。”張生挺身而出，寫信給白馬將軍杜確。杜確救兵趕到，孫飛虎兵敗被擒。不料崔夫人言而無信，不肯把女兒嫁給張生，要二人兄妹相稱。張生因此致病。紅娘為張生出謀，讓他月下彈琴，鶯鶯聽后十分感動，便叫紅娘前去安慰。張生叫紅娘給鶯鶯帶去一信，鶯鶯回信以“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約張生相會。當晚，張生赴約，由于紅娘在場，鶯鶯只好假裝生氣，訓斥張生不禮貌，張生從此一病不起。紅娘前來探望張生，暗示當夜鶯鶯一定前來相會，張生病即痊愈。深夜，鶯鶯來到張生書齋，與張生訂了終身。這件事被崔夫人覺察，她怒氣沖天，拷問紅娘，紅娘拒理相爭，巧妙地說服了崔夫人，使她只好答應將鶯鶯許配給張生，但她又逼迫張生立即上京考試，如考不中，仍不把女兒嫁給他。
張生與鶯鶯惜別，上京應試，中了頭名狀元。然而崔夫人侄兒鄭恒造謠說，張生已作了衛尚書女婿，逼崔夫人把鶯鶯嫁給他。就在這時，張生回到普救寺，在白馬將軍的幫助下，揭穿了鄭恒的陰謀，與鶯鶯結為連理。
《西廂記》是我國家喻戶曉的古典戲劇名著，它敘述了書生張君瑞和相國小姐崔鶯鶯在浦東普救寺內邂逅相遇、一見鐘情，經紅娘的幫助，為爭取婚姻自主，敢于沖破封建禮教的禁錮而私下結合的愛情故事。表達了對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滿和反抗，以及對美好愛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幾百年來，它曾深深地激勵過無數青年男女的心，使他們為其所贊嘆，所感動。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題思想和藝術形象，仍然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封建禮教罪惡本質的認識。《西廂記》的問世，特別是自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問世以來，在我國歷史上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崔張故事，源遠流長。最早見于唐德宗貞元末年（802年~804年），和白居易同時代的著名詩人元稹（778年~813年）所寫的傳奇小說《會真記》（又名《鶯鶯傳》）。據北宋末年的學者王性之的考證，《鶯鶯傳》寫得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戀愛生活，結果是張生遺棄了鶯鶯，是個悲劇的結局。這篇小說不過數千字，卻情節曲折，敘述婉轉，文辭華艷，是唐代傳奇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它寫出了封建時代少女對愛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愛情理想被社會無情摧殘的人生悲劇，宣傳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廣泛流傳，產生了不少歌詠其事的詩詞。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鶯鶯傳》為題材進行再創作，現在能看到的有秦觀、毛滂的《調笑轉踏》和趙令畦的《商調蝶戀花》鼓子詞。這些詩詞，對鶯鶯的命運給予了同情，對張生始亂終棄的薄情行為進行了批評，但故事情節并沒有新的發展。當《鶯鶯傳》故事流傳了400年左右的時候，正是金代章宗時期，董解元（約1160~1220年）的《弦索西廂》（稱《西廂記掐彈詞》）、《西廂記諸宮調》問世了。這就是后來稱之為“北曲之祖”的“董西廂”。“董西廂”是在《鶯鶯傳》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一種第三人敘事的說唱文學。無論是思想性或藝術性，都遠遠超過前人，對《鶯鶯傳》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都做出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沖突的性質衍變成了爭取戀愛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長之間的斗爭；張生成了多情才子，鶯鶯富有反抗性；故事以鶯鶯偕張生私奔作結，使舊故事開了新生面。“董西廂”在藝術上尚嫌粗糙，對愛情的描寫也尚欠純至，還不能滿足人們的審美要求。到了元代，隨著都市經濟的繁榮，戲劇更加發達起來。大戲劇家王實甫
在“董西廂”的基礎上把崔張故事改為雜劇。這就是被譽為“中國古典文藝中的雙璧”之一的《西廂記》，亦稱“王西廂”。
《西廂記》約完成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年~1307年）間，其生命力不僅在于它對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滿和反抗，而且從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美好愿望。作為我國古典戲劇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規模之宏偉、結構之嚴密、情節之曲折、點綴之富有情趣、刻畫人物之生動細膩等，可以說是前無古人，超過了元代的其他劇作家，稱得上是“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王實甫《西廂記》雜劇流傳廣泛，刻本最多。僅明代刊本就有60余種，有徐文長、徐士范、王伯良、凌蒙初、閔遇五、金圣嘆、毛西河諸家為它校注過，又有李日華，陸天池的“南西廂記”，以及其他文人歌頌西廂故事的作品。明清時期還出現過很多《西廂記》的“翻”“續”之作的，但其社會意義不大，藝術成就不高。新中國成立后，《西廂記》的研究更是呈現蓬勃的新氣象，新的校注本和各種研究論著不斷涌現，并出現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研究專家。在我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之中，《西廂記》已成為獨立的一門學問。
《西廂記》不僅是中國文學寶庫中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
也是世界文藝中的瑰寶，在中國世界文學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的問世，比世界戲劇大師莎士比亞的不朽名著《羅密歐與朱麗葉》早三個世紀。因此，即使把《西廂記》置于世界文學發展史來考察，它的出現也完全稱得上是一個“奇跡”。18世紀末，《西廂記》和《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偉大作品一起，被提到和封建正統文學尖銳對立的地位上而得到新的評價。新中國成立后，它不僅在國內廣泛流傳，在現代各主要劇種中，幾乎都有有關《西廂記》的劇目，而且在國外出版和上演，贏得了國際友人的熱烈歡迎和贊譽。
一千多年來，〈西廂記〉所選用崔鶯鶯與張生戀愛的故事題材，曾以小說、詩歌、說唱、戲劇等多種文學形式在各個歷史時期一再出現，幾乎是不間斷地流傳著，直到今天依然為人們所熟知，影響到今天各種地方戲曲、小說、說唱等，甚至影響到外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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