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文化有一種特有的品格，即它的致思層次、導向和特征。這些內容，往往并不在于直接的言語本身，而常常在言語之上，在于言語和情感背后的東西。它比人們已經說了或做了什么，更能體現一種文化的特殊風格。上一章說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思想內容，這一章再大略地看一下傳統文化的特殊氣質和品格，即中華文化特有的神韻。
一、道器之辯：生活境界的追求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思想、理論、概念有一大特點，就是氣象宏偉、意旨高遠――追求高層次、高境界。古代賢人講問題，哪怕是很具體很實在的問題，也要與天地宇宙之初和萬物一同的大道理講起。因此常有玄遠宏大的氣勢，抽象、深沉、含蓄的味道。
關于"道"的說法，便是一例。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道"是一個最高范疇。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作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管子也說："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道生天地"，還說："聞一物以貫萬物，謂之知道"……總之，盡管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能用我們通常的語言來描述的，但仍可看出，他們所說的"道"有點象是包羅萬象的統一性，是先天地之生的萬物本原，或一切事物永恒規律的代表。孔子和儒家很少講這樣的"天道"，卻并不否認"天道"，他們主要講倫理政治哲學，是將其落實為"人道"――人世的最高原則、治國的根本原則。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與"道"相對的是"器"，指各種派生的、有形的或具體的事物。關于"道"與"器"的關系，我國近代學者鄭觀應的解釋比較有代表性：所謂"道"，即"形而上者"，是萬物與人性之本原，是治理國事之本；作為一種學問，"道"是"一語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學。所謂"器"，即"形而下者"，是萬物，是有利于物質發明和實際生活之末；作為學問，指"一切汽學、光學、化學、數學、重學、天學、地學、電學"等"后天形器之學"。
鄭觀應主張"道本器末"，即：道是根本，其他一切是道的外在表現，器是從生、從屬的東西。這一觀點代表了傳統觀念。既然道是"本"，器是"末"，那么在追求根本、注重高遠的人看來，就應該重本輕末、重道輕器。這是自老子、孔子以來的一個傳統。在人生原則方面，孔子早就明確主張"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講究"安貧樂道"、"孔顏樂處"，即使處在"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積極地理解它的意義，在于強調求道是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所在。"朝聞道，夕死
可矣。"多少年來，也正是這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激勵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為真理而獻身。
關于道和器的關系，重道輕器者們很強調要"以道御器"，――要讓器服從于道，服務于道。"庖丁解牛"這個十分著名的比喻，表達了他們對道本器末的理解。這一比喻力求告訴人們："以神喻、不以目視"（用心從精神上把握，不靠用眼睛去看）的"道"，是比技藝（"器"）更高明的境界。就是說，掌握了大道的人，天機藏于內心，善于精細地體察安危，能夠高屋建瓴，可以憑借"運用之妙"，平靜地順應吉兇，達到目的。這顯然是一種非常理想化的狀態，一種極高的水平、極高的境界。
但是，一種高妙的理想不等于高超的現實。有的中國人如近代學者王韜，在比較中西文化時認為，"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完全是一種想當然的、一廂情愿的判斷。事實上，按照"重道輕器"的原則并未能使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在"道"上有更大的作為。這是因為，一方面，它難以深入現實，難以被后人實行；另一方面它也沒有使對道的探究有新的突破，比如沒有使中國后來產生出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影響世界的偉大之"道"，反而不得不面對后來中國思想文化的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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