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歷史觀，即使是相同的階級，人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和歷史問題的處理方法也不盡相同。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歷史觀為指導，正確分析、揭示了人民群眾和革命領袖的血肉關系，提出了評價革命領袖功過是非的客觀公正、恰如其分原則和正確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基本方法，從而大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成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革命和建設發揮了重大指導作用。筆者不揣淺陋，主要圍繞鄧小平關于評價歷史人物和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方法作一探討。
一、堅持唯物歷史觀的基本觀點，正確揭示人民群眾和領袖的關系
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歷史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回答。一切剝削階級從唯心史觀的基本立場出發，無一例外地都是英雄史觀，認為英雄創造歷史，人民群眾只不過是陪襯。而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他們是真正的英雄，是人類歷史的主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身人民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獲得勝利并保持政權”（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評價歷史人物》，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版，第24頁。）1956年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向來認為，歸根結底地說來，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工人階級必須依靠本階級的群眾力量和全體勞動人民的群眾力量，才能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時解放全體勞動人民。人民群眾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愈是發展，工人階級的事業就愈是發展”。（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17-218頁。）中國共產黨員是人民群眾利益和意志的忠實代表，它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與人民的關系如此密切，但還是要從根本上肯定“黨沒有超乎人民群眾之上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向人民群眾實行恩賜、包辦、強迫命令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在人民群眾頭上稱王稱霸的權力”。（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157頁。）黨的干部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具體執行者，他們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是“學生與先生”的關系，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社會實踐的具體履行者，任何人都不能自恃見多識廣，鄙視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那種“說話態度生硬，架子擺得很大，以為這就是‘領導’，其實只能令人討厭，脫離群眾，使自己陷于孤立和困難的地步”。1950年他告誡西南黨政領導說：“領導不是自封的，要看群眾承認不承認，批準不批準。領導作風惡劣，群眾就不會服從；領導犯了錯誤，群眾就不批準”，不管你有多大能耐，只要“群眾不跟你走，你就一事無成”。（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40-41頁。）因此鄧小平不止一次地強調，要堅持“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的基本觀點，要堅持群眾路線的基本工作方法，要尊重群眾，發動群眾，引導群眾，組織群眾，一切工作都要圍繞“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愿意不愿意，人民答應不答應”為轉移。戰爭年代，“敵我斗爭的勝負，決定于人民”，（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34頁。）決定于對人民利益的保護和適當的對敵斗爭方法。“經驗尤其證明：誰關心人民的問題，誰能幫助人民想辦法去和敵人斗爭，保護人民利益，誰就是人民愛戴的領袖”。（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34-235頁。）和平建設時代，人民群眾的最大愿望就是不斷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因此，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是黨用以發動群眾，提高人民積極性的一面旗幟。作為我黨的精神支柱和理論結晶的毛澤東思想同樣體現了集體智慧的結晶，它“不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但“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5頁。）
鄧小平在充分肯定“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是人民”（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73頁。）的同時，“從來沒有否認杰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從來沒有否認領袖人物對于政黨的作用”。那么什么是領袖呢？他借用列寧的話說是“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人們。但領袖不是官封和天生的，“是在群眾斗爭中自然而然地產生的”。無產階級的領袖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是完全統一的，他們“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75頁。）他們是密切聯系群眾的模范，是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的模范。他們集中了群眾智慧，代表了人民利益，是群眾中的精英。革命領袖對歷史發展起了加速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鄧小平就指出：“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9頁。），就是充分看到了像毛澤東這樣的杰出人物，由于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和卓越領導，大大縮短了中國革命的時間，迎來了革命的最終勝利。正因為如此，我們“絲毫不排斥人民對于杰出的個人的尊敬”。（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73頁。）要弄清“群眾領袖是最值得珍貴的，沒有他們是不能支持最困難的斗爭的”，黨應“用最大努力去培養大大小小的群眾領袖”（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35頁。），“在群眾面前應處處尊重群眾領袖，幫助培養對群眾領袖的信仰”。（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34頁。）當然，“對于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于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于個人的神化”。（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19頁。）
但是領袖的作用不是無窮無盡的，“個人的作用歸根到底是以一定的社會條件為轉移的”。（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35頁。）離開了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任何杰出個人將一事無成。“離開群眾經驗和群眾意見的調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領導者也不可能進行正確的領導”。（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35頁。）鄧小平指出：“過分夸大個人作用是不對的”（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3頁。），因此必須“堅決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35頁。）對領袖的尊敬是正常的，但“不是迷信，不是把他當作神”（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72頁。），不能把人民群眾創造歷史與英雄人物的杰出作用等同起來，變成歷史的二元論，更不能把杰出人物的作用說得無窮大，變成實足的個人創造歷史的英雄史觀。堅持徹底的唯物史觀，就必須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發展最終推動力的基本觀點，在此前提下承認領袖和杰出人物的重要性，承認他們對歷史的加速或阻礙作用。
二、堅持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客觀公正、恰如其分地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
評點歷史人物，是鄧小平歷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他以馬克思主義的博大胸懷，跳出感情圈子，堅持全面公正客觀地分析歷史人物，得出正確的結論。其特點表現為：
一是評價歷史人物從特定的歷史條件出發，絕不盲從或輕率下結論。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創造歷史，并非隨心所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03頁）任何人都活動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本質不能憑空想象，不能以今天的觀點去理解以前的歷史，否則得出的結論不會符合客觀實際。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建設事業奮斗了終身，但“毛澤東同志同任何別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甚至有的錯誤還相當嚴重。那么，如何正確認識這個問題？除了毛澤東個人應負的責任外，“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復雜的背景。只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1頁。）鄧小平指出，紅軍時代中央革命根據地打AB團，肅反擴大化，客觀上是“環境的確緊張”，人們在提高警惕的同時，“腦子發熱，分析不清”，主觀上“也有個沒有經驗的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2頁。），如果非用個人品質來解釋是根本解釋不通的。1957年反右擴大化，“大躍進”，廬山會議的錯誤“總的說來，我們還是經驗不夠，自然也有勝利之后不謹慎”。（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4頁。）鄧小平肯定地說，1957年“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但“錯誤在于擴大化”。（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77頁。）他自我批評道：“1957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77頁。）1958年大躍進，“使生產遭到很大破壞，人民生活很困難”，“人民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說別的了”（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7頁。），但責任同樣不在毛澤東一人身上。1980年鄧小平鮮明地指出：“1958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劉少奇、周恩來和他沒有反對，陳云沒有說話。總之，左的錯誤及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不熟悉造成的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6頁。），而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愿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大躍進”是左傾思想亞性發展的結果。雖然毛澤東在1962年進行糾正，但對教訓總結不夠，不久左傾思潮再度膨脹，終于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由于“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8頁。），一大批久經考驗的老同志被打倒。同時毛澤東所犯錯誤還與制度不健全，封建主義遺毒沒有完全肅清有關。鄧小平曾經講過：“制度是決定因素”。（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5頁。）長期以來，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中，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黨內民主作風等建設，雖取得過一定成績，但遠“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7頁。），“單單講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主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0頁。）由于“一言黨，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9頁。），整個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這樣即使有不同意見也“難于反對”。（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3頁。）這種不正常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使毛澤東“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和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44頁。）
二是評價歷史人物一定要科學公正，力戒片面和主觀臆斷。鄧小平說：“評價人物和歷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學的觀點，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這才符合馬克思主義”。（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9頁。）春秋史筆的一大特點是“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個人好惡左右著對人物的評價，這是封建統治者的通病，無產階級政黨就不能這樣做。鄧小平在《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說：“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原來講要實事求是，以后加一個要恰如其分”。（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4-345頁。）那么如何做到這二條呢？首先要用辯證的觀點看待，既反對把毛澤東說得一無是處的全盤否定論，又要反對堅持毛澤東錯誤的“兩個凡是”派。要看到“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7頁。），創立了我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他在中國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的功勞永遠是第一位的，一定“要把毛主席作為黨的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9頁。）1989年鄧小平說：“對我的評價……有的把我的規格放在毛主席之上，這就不好了”。（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17頁。）鄧小平雖“三起三落”，文化大革命中“吃過不少苦頭”，但他卻能不計個人恩怨得失，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大胸懷，堅決捍衛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因為他看到“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1-302頁。）如果把毛澤東的錯誤“寫過頭，給毛澤東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1頁。）鄧小平認為，在高度肯定毛澤東功績的同時，“對于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客氣地進行批評”。（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5頁。）因為“領袖是人不是神”（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77-278頁。），應當承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沒有不犯錯誤的人，只是錯誤有大小輕重的區別”。鄧小平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就犯過錯誤”，能四六開就很滿意了。“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樣，也犯過一些錯誤”。（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9頁。）“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5頁。）雖然毛澤東在他“一生的后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2頁。），對這些錯誤，“毛澤東同志要負責任”（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53頁。），但那是成績面前的錯誤。其次，要分清功過是非誰占主導地位。鄧小平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恰如其分。他說：“我們對毛主席的評價要非常客觀，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同時“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7頁。），更不能把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與毛澤東所犯錯誤相提并論。毛主席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4頁。）鄧小平充滿感情地說：“盡管毛主席過去有一段時間也犯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5頁。）總之，鄧小平認為既要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偉大功績，又要指出他的缺點，這就從真正意義上“維護了毛澤東同志作為一個偉大革命家在中國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應當享有的崇高地位。”（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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