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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存在的社會治安問題

1．當前農村治安問題

(1)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治安穩定問題日益突出，某些方面和局部地區問題嚴重。據調查問卷反映，農民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負擔太重；二是缺乏安全感。這些抱怨都涉及農村社會形勢的穩定。在少數地方，農民集體上訪具有經常性，上訪人數規模大，形成農民和地方政府的對立。

(2)在非常富裕的農村地區和非常貧窮的農村地區卻顯示出某種程度的穩定性。這些地區社會犯罪率低，干群之間對立程度低。但極端貧困地區的穩定具有表面性和暫時性，潛伏問題比較多。正在發展的鄉村，或受周邊地區發展影響的鄉村，社會穩定問題比較突出。

(3)目前的社會治安狀況對農民維持傳統自然經濟不形成重要威脅，但對于農民擴大生產經營門路，發展商品生產極為不利。通過對調查問卷的分析，發現一些地方的農民對本鄉村的社會治安是比較滿意的，認為社會治安差的主要是那些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和農村中較富裕的專業戶。

(4)黨和政府在農村的傳統權威受到削弱，一些新的權威正在逐步替代黨和政府的權威，并對農村社會穩定產生復雜影響。主要表現在：農村中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一部分農民對既定權威發生不滿；一些地方的地痞、村霸危害一方，屏蔽了政府權威對農民的作用力；有的鄉村選出與政府對抗的村委主任，拒絕承擔對社會和政府的義務；有的村莊的黨組織癱瘓，村委會形同虛設，已無集中權威和有效秩序可言；有的鄉村宗教力量的號召力超過了黨和政府的號召力，成為農民認同的新權威；有的基層黨組織在農民與政府的利益發生沖突時，對政府隱瞞信息，簡單地站在農民一邊；還有的鄉村選出私營企業主作村委主任，權威的行使方式與過去相比已發生重大變化。農村出現的這些新的力量有的尚能與較高層的黨組織和政府配合，有的則不愿配合，給黨和政府維持農村社會穩定格局帶來復雜影響。

2．當前城市存在的主要治安問題

(1)人民內部矛盾糾紛尖銳、復雜，成為影響社會治安的熱點、難點。其中這些矛盾主要反映在城市房屋拆遷改造補償費的分配、社保、醫保、下崗職工再就業、拖欠民工工資等方面，這些問題成為誘發治安問題的原因之一。

(2)“兩搶”、“兩盜”等暴力性、侵財性犯罪多發，成為當前影響群眾安全感和社會治安的重要因素。雖然近年來城市暴力犯罪的趨勢有所下降，但惡性案件仍時有發生，其中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奸、搶劫、搶奪等四類惡性暴力案件占有較大比例，犯罪的主體，大有年輕化的勢頭，從暴力犯罪的手段看，與其他類型犯罪相比，更具殘忍性。

(3)交通、生產、施工等方面的重大事故和槍、爆物品等管理漏洞成為當前不容忽視的治安問題。以西安為例，2006年上半年，全市發生各類安全生產事故起數、死傷人數、直接經濟損失數，與2005年同期相比都有所上升，交通事故四項指數同比略有上升。工傷事故、違反槍支、易爆物品管理規定，非法持有、私藏槍、爆物品案件時有發生。

(二)中國社會治安問題產生的深層原因

(1)體制轉型期內產生的社會震蕩。我國正處于完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時期。價值觀的多元化，在客觀上增加了社會控制的困難。受社會亞文化的影響，社會價值導向存在偏頗和混亂，使一些人過于注重自我和實現自我價值，缺乏起碼的社會責任感，當自己超常的物質欲望和精神欲望通過正常途徑得不到滿足時，便采取越軌手段以求解決和解脫。

(2)收入差距拉大產生的變態利益需求取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正在發生變化，盡管這種轉變起到了獎勤罰懶，提高勞動效率的作用，但在這當中，也確實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和個人收入過分懸殊的現象，使社會心理出現失衡，產生了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利益沖突的加劇必然使違法犯罪行為增多。

(3)大規模社會人口流動產生的附帶性社會治安問題。改革開放后，經濟與社會發展，人口開始大量流動，而流動人口的管理和各項配套工作一時跟不上，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無序的狀態，便給社會治安、交通運輸等各項管理工作帶來了嚴重的沖擊。社會人口自發實行流動是一種客觀趨勢，有助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一些社會治安問題。

(4)政府職能轉換期內產生的社會調控能力弱化。現階段由于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變化太快，短時期內的社會控制很難適應這種變化的需要，政府職能轉換還沒有完全到位，在某些方面造成社會調控能力弱化。當前，無論是政法機關的建設，還是基層政權以及治保組織的建設，都存在不適應新的現實的狀況，從而影響社會治安的調控和整治。

(5)國際犯罪活動對國內產生的沖擊。近年來，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加劇。尤其是國際電腦黃毒泛濫，國際賭風興起，國際販毒猖獗，國際黑社會犯罪蔓延。這些，對我國社會治安都有一定的影響和沖擊。

(6)由公安機關作為“嚴打”斗爭主力軍，各部門、單位積極參與，以人民群眾密切配合為強大支撐的綜治體系還不夠完善，缺乏一套完整的工作機制。

(7)法制、綜治宣傳力度不夠，法制、綜治宣傳形式單一，警示作用不強，以致有些群眾遇到困難問題，或者自身權益受到侵害不能或不善于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往往采取報復、傷害、鬧事等過激行為，影響社會的穩定。一些基層干部素質、工作作風還不完全適應新形勢和任務的需要，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損害群眾利益，引發群眾集體上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