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價格聽證會制度分析
1．事件回放
(1)價格聽證會成了“漲價”交響曲。
2004年12月，北京市發改委就北京地區6個世界文化遺產游覽參觀點申請調整門票價格一事舉行聽證，這次事關全國游客利益的價格聽證。參會21名代表竟以北京市民為主，會上代表一致同意調價方案。
這次聽證遭到輿論普遍質疑，被媒體稱為“北京人漲價，外地人埋單”、 “地方利益集團對公共利益的剝奪”。另外，黃山等風景區門票調價聽證會也都出現類似情況?！耙贿叺埂钡赝鉂q價，成為當前價格決策聽證會的主基調。
(2)一些聽證會程序合法性遭到質疑。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門票價格聽證會”邀請25名聽證代表，按規定必須有17名代表到場會議才能舉行，實際只到場14名代表，但組織者仍完成了聽證程序，事后門票定價正是申請方申請的價格。2004年9月天津物價局組織的供熱調價聽證會還未召開，由物價局提供的“多數代表認為可以適當提高供熱價格”的新聞通稿就已出爐。
(3)聽證制度遭遇“公共信任危機”。
2004年7月，廣州市物價局為舉行油制管道氣價格調整聽證會向社會征集20名市民聽證代表，一周過后僅有兩人報名。媒體調查發現，市民對聽證會的作用和可信度都心存疑慮，認為聽證會“作用不大”和“沒有作用”的比例達30．3％，市民將原因歸結為聽證會“代表性不廣”、“走形式”和“信息不真實”三個方面。
2．政府措施
《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出臺以來，全國各地已舉行了數千次的各類價格聽證會，熱鬧之余，問題也紛至沓來。針對目前一些地方的聽證會存在的問題，國家發改委表示正在著手完善價格聽證會制度，修改《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
3．政策分析者述評
評論一：聽證背后利益博弈的不均衡。公共選擇理論假定人是理性的自利者，經營者與消費者出于各自的理性行為，前者希望提價，后者希望降價。聽證，事實上是相關利益主體的迭演博弈過程，是以政府為“裁判”的公眾與壟斷集團之間的利益博弈。聽證會的重要意義在于，它將政府公共決策調整的受益者、承受者等利益相關人員同時引入決策程序，從而使價格決策透明化、民主化、科學化和法制化。然而現實中，這一博弈過程往往是不均衡的，公共政策調整有違背“公共性”原則的傾向。表現之一是政府操作有待公正。我國雖已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但那些關涉聽證的行業多半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聽證的價格或收費，直接關系到政府的財政投入或支出，如水電價格、醫療服務價格、道路橋梁收費等，一些聽證會前政府實際已確定了意見方案，聽證不過是使決策合法化的例行程序而已。再者，依據西方的管制俘虜理論，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廣大消費者沒有動機“收買”管理者，而經營者由于其“收買”行為所帶來的收益沒有外部性，則傾向于去“收買”管制者。這種非正常的、不合法的“場外交易”使原本均衡的博弈態勢被打破，一些政府為預設的“租金”所收買，成為相關利益集團的“合謀人”。表現之二是博弈雙方地位不平等。我國處于壟斷地位的行業或部門在聽證制度上具備絕對強勢地位，雖然《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規定經營者、政府主管部門和消費者等三類主體都可以要求舉辦聽證會，但實際上，集體行動由于存在“搭便車”問題，單個消費者很少有足夠動力提出請求，于是壟斷行業和部門事實上成為價格聽證提出和啟動的唯一渠道。另外，信息不對稱又帶來了話語權的不平等。目前聽證會絕大部分是由被聽證企業提供成本、盈虧等資料，消費者受認知能力和時間所限，難以掌握真實情況，信息上的不對稱使雙方話語權淪為事實上的不平等，談判地位呈現非對稱狀況，甚至出現消費者“虛位”現象。
評論二：民主制度中的“技術缺陷”。價格聽證制度是公共政策維持公共性的民主路徑。自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和2002年《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實施以來，從政府關起門定價、一紙通知執行到舉行聽證會、讓公眾知情參政，應該說我國在引進民主議政機制、推進民主法制建設上跨出了重要一步，這是經濟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發展。但我國聽證制度尚處于起步階段，實踐中還存在很多“技術缺陷”：一是代表選擇不科學，非利益關系代表有被優惠政策“收買”的可能。主要表現在旅游風景區門票價格聽證代表的選擇上。風景區的消費群體多數不是當地人，但價格部門所選的聽證代表幾乎都是當地人，這些本地代表在可以享受風景區月票年卡等實惠的同時，當然難以提出外地游客的意見。二是聽證會采用的資料缺乏客觀性和公開性。聽證會上的擬調價格指標是根據經營部門所提供的各種資料制定的，而這些資料很少經第三方客觀機構認證，客觀性大打折扣。而資料公開不充分，使代表沒有充足時間研究探討，從而便利了政府“事先定調”、企業“暗渡陳倉”。三是聽證結果對政策形成缺乏制約。目前我國的價格聽證會沒有價格決策權，聽證的最終結果對政府決策并沒有法定約束力。這種聽證會熱鬧激烈、會后決策靜悄悄，直接加深了聽證結果效用的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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