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材料
1．所謂政績就是政府績效。在西方也被稱為“公共生產力”、“國家生產力”、“公共組織績效”、“政府業績”、“政府作為”等。就其表面意義來說，它是指政府所做出的業績和獲得的收益，但從其內涵來講，還包括政府成本、政府效率、政治穩定、社會進步、可持續發展等。政績考核就是對政府官員所創造的業績與所獲得的效益所做的評估，在國際上一般稱為政府績效評估。從20世紀80年代起，為適應新經濟的發展要求，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職能紛紛實現了由管制型向服務型的轉變，強調以顧客(企業和公民)為導向的可選擇的公共服務，政府不只是把服務作為宗旨和原則，而且根據企業和公民的需求制定出政府公共服務的質量標準，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頒布，如英國政府頒布的《公共服務憲章>，美國政府成立的績效評估委員會等，提出了“重塑政府”的一整套解決方案，強調“從人人為遵守規定而負責的體制轉變為為人人取得成果而負責的體制”。
2．從我國的現狀來看，加強和實行績效評估(也就是政績考核)也是我國必須要經歷的一項重要改革。有什么樣的政績考核體系就有什么樣的行政施政方式。盡快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績考核體制，已是外部環境之使然，同時也是內部發展之所需。從外部環境看，加入wro對我國傳統的行政施政方式構成了巨大挑戰；從內部環境的需要來說，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保證，是推動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我國過去由于受計劃體制的影響，政府一直實行的是全面管制的施政方式，這造成了政府機構臃腫，效率低下，腐敗滋生。只有制定一套合理科學的政績考核體系，才能有效地對政府的投人、產出，政府行為的效率，政府行政管理范圍的大小、強弱等進行科學評價，更好的提高行政效率。然而，與國外成熟的政績考核體系相比，當前我國政績考核體系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有很大缺陷，因此出現了四類所謂的“政績”：不求進取型——守攤子，保位子，為官一任，山河依舊。急于求成型——重眼前，輕長遠；重開發，輕保護，甚至廉價賣地賣資源；重經濟增長，輕社會事業發展。自搞一套型——或缺位，或錯位，或越位，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追名逐利型——重個人“政績”，輕群眾疾苦；重領導形象，輕百姓口碑；重“形象工程”，輕民心工程；留下“前任政績后任債務”、“一任政績幾任包袱”的后患……
3．“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曾幾何時，有些地方政府的少數官員將此變成了“造腐一方”，往往是要么一顆老鼠屎壞一鍋湯，要么拔出蘿卜帶出泥，形成集體腐敗。而近期的經濟過熱也主要體現在實際上的地方政府投資過熱。為什么會這樣呢?原因之一顯然是我們的官員政績考核辦法出了問題。有文章報道，2000年6月，安徽省長豐縣雙墩鎮政府為讓港商建高爾夫球場，以每畝地3700元的價格一次性征地2088畝。現在，失地農民的生活難以為繼，而曾負責高爾夫球場征地拆遷和安置工作的不少鎮領導競說，農民“餓死是不至于的”——為了鞏固已經創造的“政績”，身為領導干部無視因創造“政績”而造成的負面影響，哪怕是老百姓吃不上飯，也被看作是不足掛齒的“小困難”。在這些官員看來，“政績”是個人的，是能夠用以購買更多政治資本的有價證券，只要握有這種證券，就等于擁有了大好前程。同樣在1998年的貴州省黔西縣化甲村，一場種植核桃樹的“全民奔富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如今，6年過去了，當時領導化甲村種核桃樹的黔西縣林業局某領導目前已升任縣政協副主席，化甲村黨支部和村支書也獲得了上級頒發的“先進黨支部”、“優秀黨員”等稱號。但絕大多數核桃樹不但沒有掛果，甚至花都沒開一朵。不結果的核桃樹和結了果的政績工程的直接后果是讓“涉核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奇怪的是，化甲村卻成為鄰近十里八鄉登門學習的樣板，只容一輛小車勉強行走的盤山通村公路車水馬龍，最多的一天，競有數十輛轎車接踵而來。這些地方官員正是借用政府的公信力給農民導演了一出漂亮的戲，其“全民奔富”的愿望是假，打造政績工程、為自己謀取私利才是真。至于農民的核桃樹有沒有結果無足輕重，反正自己的政績工程是開花結果了。
4．2003年湖南省湘潭市在全市96個縣處級領導干部和699名領導干部中推行了一種全新的干部管理機制——“績效考核”。湘潭市政府將考核對象分三個層次，即領導班子、一把手、班子其他成員。同時根據各單位的不同工作屬性，分為經濟管理部門、社會發展部門、司法執法監督部門、黨群政務綜合部門等幾個類別，使績效考核同層次同類別的對象在全市范圍內“同場競技”。“績效考核”既考剛性的目標任務，也考班子建設和公眾形象等軟性指標。在2004．年2月27日的考核結果公布大會上，49名獲“高分”的領導干部被記功、嘉獎，5名得“低分”的領導干部被免職，另有13人受到誡勉。有人把湘潭此舉說成是“向平庸說‘不”’，它就像陡然刮起的一陣颶風，在湘潭市引起了強烈的震撼。“績效考核”把責任和活力傳遞到了最基層的單元，也把監督落實到了每個角落，從而為建立效能政府、責任政府和“陽光政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一年多的實踐表明，湘潭市的績效考核激發了各級班子和廣大干部的活力、凝聚力和創造力，領導班子和干部新的精神風貌成了推動湘潭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下面這一串串數字便是力證：2003年，全市實際利用外資11116萬美元，比上年增長84．8％，引進市外資金15億元，同比增長67％，創歷史最好水平；全市重點工程投資完成44．6億元，超年計劃28％，創造了歷史最好成績；全市GDP增長11％，地方財政收入增長21．5％。2004年上半年，這個市的發展勢頭更加強勁，多項指標再創歷史新高。
5．近年來，浙江省湖州市委在完善干部政績考核制度中逐年淡化GDP的因素，加入了四條新標準：一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二是水、電、路、田、通訊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三是促進社會就業，新增工作崗位；四是社會保障體系內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覆蓋面。將上述四點量化，納入干部考核體系。從幾年來的探索成果看，四條新標準使湖州各級干部的“政績觀”得到了重大校正，使急功近利、片面追求GDP增長的風氣得到了有力遏制。但值得注意的是，經過量化后的經濟指標看上去富有剛性，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由于經濟受其自身規律的影響，往往并非人為所能控制。在GDP的增長量上，湖州市給出的是一個5％-7％的彈性數字，這種做法受到了基層的廣泛認可。但是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從近期情況看，多數鄉鎮并不能完成當初定下的指標，其中既有去年“非典”的影響，也有人為估計過高的因素。當多數人無法完成指標后，也就形成了集體無過錯，法不責眾，考核制度的嚴肅性也就無從談起。
6．2003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對官員考核評價體系的探索呈現百花齊放的態勢。2003年12月24日，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從2004年起，要把對農民工的培訓列入政府官員的考核標準。2004年，國家發改委與國家統計局一道，會同國家林業局、國家環保總局、國土資源部等部門加緊研究適合中國國情的“綠色GDP"核算體系。這種新體系已在海南和重慶展開了部分指標的試點核算。北京、浙江、安徽、廣東、福建、江蘇等多個省市也已明確要求，將把環境和資源等方面損失的綠色GDP納入其經濟統計體系。中組部已經和國家環保總局聯手，在四川、山東、河北等部分省份進行試點，將環保方面的指標納入干部考核體系。2004年2月，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按照全國事故死亡人數下降2．5％的幅度，將今年的安全生產控制指標分別下達給各省、區、市，并建立考核獎懲制度，把控制指標完成情況納入干部考核的內容。建設部官員也透露，中國將建立涉及環境、能源、交通、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的評估體系，對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進行科學評價，嚴防“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國土資源部針對群眾信訪數量上升的現象，提出了應當把“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是否維護農民權益，合理利用土地，保護耕地”作為考核領導干部工作的重要內容。2004年3月，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也推出了今后考核干部政績的五大“綠色”標準。
7．與中央部委的積極探索相映成趣，地方政府對官員考核評價體系的探求也呈現出千帆競發的局面。2004年5月，北京市委成立了巡視組，準備把巡視結果作為對于部的考核參考。除此之外，一套由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資源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綜合評價4個專項指標構成的政府績效考核指標體系將在年內建立。2004年2月，廣東省人大教科文衛委根據“非典”的教訓，提議將“防病”列入官員政績考核內容；近日，山東省政府要求，為強化執法責任和行政責任追究制，將重特大交通事故發生率列為干部政績考核內容；黑龍江省將征地補償安置列入干部政績考核；江蘇省將“農民充分就業”列入干部政績考核；山西省將林地保護納入干部政績考核；陜西省將人口、資源、環境三項指標納入了干部考核體系……在浙江省磐安縣，干部考核與民間藝術掛上了鉤；遼寧省沈陽市要求官員簽綜合治理責任書，將社會穩定納入干部考核；江西省宜春市制定“實績檔案”，細化并量化了干部考核辦法；山東省日照市日前將安全生產納入干部政績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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