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不能靠恩賜
湯耀國
時為2011年的春天，北京寒氣未消，暖意亦至。全國兩會在此召開，延續近年的主旋律，民生仍為重頭戲。甚于以往的是，在GDP總量全球第二的“國富”新背景下，“民富”成了一個戰略性的新期許，以使這個國家變得更公平。
這個國家是如此龐大，如此復雜。背負著五千年輝煌與沒落的歷史包袱，曾前所未有地集中起權力與資源，繼而又“可控”地釋放民間活力，藉此雙重驅動，高速行駛在現代化、全球化的軌道上。只不過，有些人搭上了便車，有些人被甩到了車下。除天賦能力之別外，還有一道道不無隱秘的閘門與暗道，將財富之流切割與轉移。
在越來越開眼看世界的今天，“中國人”反倒不再僅僅被當作一個整體。無論以何種數據來解釋，貧富失衡都是不爭的事實，幾乎每個人的身邊，都能找到它的痕跡。無論以何種理由來辯解，這一事實都難言正當，它的“成色”，老百姓自會拿心來度量。
釀成今日局面，自非一朝一夕。國家層面的解題，若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為代表，亦已醞釀七年。人生七十古來稀，這一等待，已近人生十分之一。
全國兩會，歷來是吸納民意、安撫民心的政治季。本次兩會即釋放出一道溫暖的氣息，財政支出將進一步向民生傾斜。兩會前夕，國務院常務會議還草擬提高個稅起征點。溫家寶總理說，這是使中低收入者受益的最直接最簡便的方法。
收入分配解題千頭萬緒，但說得簡單點就是更公平地“切蛋糕”，把理應給某些人的利益賦予他們，把原本屬于某些人的利益還給他們。這里考驗的主要不是能力，而是意愿。
但這意愿，并不會從天而降。由一般的人性可知，坐待恩賜，大都只會等來失望。天上即使掉下來餡餅，那也往往很有限。利益的均衡，須基于利益主體的公平博弈。有的人錢多，錢多好辦事；有的人人多，人多力量大。節制資本，馴服公權，俱有賴堅實的權利之基。
反觀民生“善政”，這是責任。納稅人，固然可以理直氣壯主張權利；無力納稅者，也大可坦蕩要求公共服務。人之異于禽獸者幾稀，叢林法則不能橫行，這是人間最起碼的正義。
更何況，這塊大地上還飄揚著“社會主義”的旗幟。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小平也曾強調：“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改革政策導致兩極分化，那我們就是走了邪路了。”
十二五”規劃貴在踐行
李松
“本規劃提出的約束性指標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任務，是政府對人民群眾的承諾。”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針對未來五年的約束性指標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任務，專門開辟一篇兩章的較大篇幅，強化規劃的實施、評估和最終落實。
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準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具有法律效力，其確定的約束性指標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任務，不但彰顯政府的決心，體現國家意志，也是政府對人民群眾的莊嚴承諾。而承諾的分量，不僅體現在形式上，而貴在踐行。在“十二五”期間，要使社會更加發展進步，要使國計民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都進一步得到改善，必須切實落實規劃。其實，人民群眾歡迎不歡迎和贊賞不贊賞政府的政策，不僅取決于規劃的好壞，更關鍵在于規劃能否有始有終地得到落實，并進而使廣大老百姓從中受益。也因此，不讓規劃停留在紙面上，成為每一屆政府工作的應有之義。
從以往情況來看，各地各級政府部門均會在規劃開局之年作出眾多民生承諾，但到五年之后“遞交答卷”時，卻往往悄聲無息。主要原因是，對規劃落實缺乏系統的跟蹤分析，也缺乏透明度，而科學評估更是處于薄弱環節。
正是如此，有必要增強各地各級政府部門落實“十二五”規劃的積極性，對哪些指標落實在什么部門？進展如何？完成情況如何？困難在哪里？教訓在哪里？沒完成指標的原因是什么？等等，進行科學系統的評估。而整個落實過程應以適當方式向社會公開，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為此，“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專門在第六十一章中，對完善規劃實施和評估機制作出了要求：首先，明確規劃實施責任。要求約束性指標要分解落實到有關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明確工作責任和進度，主要通過政府運用公共資源全力完成；其次，強化政策統籌協調。要求加強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的統籌協調，注重政策目標與政策工具、短期政策與長期政策的銜接配合；其三，實行綜合評價考核。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利于科學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績效評價考核，其結果作為各級政府領導班子調整和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獎勵懲戒的重要依據；其四，加強規劃監測評估。國務院有關部門要加強對規劃相關領域評估，接受全國人大監督。規劃部門對指標完成情況進行評估，報告國務院并以適當方式向社會公布。
現在，期待在“十二五”結束之際，盤點“十二五”規劃的約束性指標和公共服務領域任務時，各級政府部門能向人民群眾兌現其所作的承諾。
可否專開“兩會頻道”
阿源
中國兩會，越來越引起舉世矚目。經濟塊頭大了，綜合國力強了，說話的分量重了，作為共議、共商、共定國是的兩會上傳出的信息，已成為世人觀察研判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窗口之一。因此，在全球媒體聚光燈下開兩會，本身就是中國影響力提升的標志。
把兩會報道好，這是中央媒體和各地方媒體每年最重要的新聞“統考”之一。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都各出新招、各展所長。報道的力度不可謂不大，報道的信息不可謂不充分。但是，原汁原味的大會發言、小組討論，公眾卻難得實時看到、聽到。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在這十多天的會期，中央級電視、網絡媒體可否專門開通一個“兩會頻道”，全程實時直播兩會？省市頻道可否也開一個各自的“兩會頻道”，全程實時報道，甚至全天24小時滾動播出當地代表委員的參會活動？
公眾對兩會的期待之重，寄托之深，一年勝似一年。兩會上代表委員們所商討的國計民生，無不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尤其是近年兩會所作出的民生決策越來越重大，民生“大禮包”越送越大，兩會與百姓的幸福指數相關度越來越高。廣大群眾關心兩會，各行各業關注兩會，自不待言。一些整合散打，甚至是專題、專欄式的報道已難以滿足公眾的知情欲望。因此，開通“兩會頻道”，讓百姓零距離“參加”兩會，時機似已成熟。
當然，媒體不同，責任也不盡相同。中央媒體面對的是全國觀眾，而地方媒體則更加關注的是“自家人”“自家事”。這就使得中央媒體可能也難以滿足地方百姓的需求，需要地方媒體在盯住大會的同時，更加盯住“自家事”。
如果真的這樣現場直播兩會，那么，全國人民就成了兩會質量監督員。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誰在為國計民生著想，誰在為家鄉建設建言獻策，誰在無所事事“泡會”，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近年來兩會期間頻頻出現的“雷人雷語”，分組討論時匯報工作、自我表揚表功式的發言，甚至是引起公眾反感的議案提案，當著全國觀眾，尤其是家鄉父老，再想拋出來大概也得掂量掂量吧？
兩會是莊嚴莊重的，兩會的會期也是有限的。在不長的時間內要敲定繁多重要的國計民生，國人對兩會的質量要求是無止境的。而兩會的質量，決定于代表委員的質量。有什么樣的代表委員，就有什么樣的兩會。而代表和委員的質量如何，在“兩會頻道”或可見真章。
海外投資需避政治風險
尚前名
被媒體稱為“冷戰后最大規模的撤僑行動”終于暫告一段落，此次利比亞局勢動蕩，國家反應迅速有效，然而在欣慰之際，也有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出乎不少人意料，僅僅一個利比亞，中國就累計有超過百億美元的工程項目和3萬多工人。雖然此次撤僑行動讓廣大工人的生命安全無虞，但經濟損失卻堪稱重大。這其中既有工人的勞務損失，又有撤離人員的巨額費用，更多的則是不少中國公司的運營收入損失。
近年來，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利益與日俱增，如何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最大程度減輕企業的海外投資風險，成為一道必須回答的問題。
利比亞的動蕩局勢啟示我們，在諸多風險當中，政治風險往往最為棘手。因此，企業在“走出去”之前，需要加強對所在國政治動態的研判。“走出去”之后，應重視與當地社區居民處理好關系，注重海外項目的社會責任建設，一旦局勢動蕩，可以有助于資產保全。
應該看到，與其他風險不同，政治風險事發突然，原因復雜，影響深遠，僅憑企業自身的力量，一是難以事先研判，二是難以事后處理，所以政府職能部門，尤其是外交和商務機構，更應主動出擊，提高服務意識，加強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預警。
當然，光有行政手段遠遠不夠，要保護中國境外投資企業的合法權益，完善相關法律才是治本之策。因此，我國應盡快出臺《中國對外投資法》，并將其作為調整我國境外直接投資關系的基本法，通過立法確定境外投資企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還應適時出臺《對外投資審查法》《對外投資銀行法》《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法》等，用來協調所在國、海外投資企業與我國政府之間的關系與利益分配，促進我國企業海外投資健康發展。
購買海外投資保險，也是不少國外企業降低政治風險的常用手段。目前，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是我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與海外投資保證方面的承保機構，未來有必要進一步開發規避或降低政治風險的保險品種，為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
不得不提的是，在此次利比亞局勢動蕩中，個別中資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項目負責人“臨陣脫逃”，置廣大工人生命安危于不顧，給使館和前方工作組的工作造成極大壓力，大大增加了迅速撤回我在利人員的難度。為避免以后再出現類似情況，國家有必要建立境外安全問責制，對逃避或推卸責任的企業、單位和個人，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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