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費難兌現，癥結何解？
龍在宇
剛剛過去的國慶黃金周，各個行業都有一些員工加班。長假結束后，原本應該支付給勞動者的加班費，許多卻成為“聽上去很美”的故事。
據媒體報道，長假結束后有網友發起投票，參與投票的人中有89%稱沒有拿到加班費。即便那11%領到加班費的網友中，也有超過一半稱領到的加班費，低于法律規定的標準。
其實，中國的《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對于加班費，已有明確規定。《勞動法》第44條規定，法定節假日安排勞動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資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資報酬。《勞動合同法》第77條規定，勞動者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有關部門依法處理，或者依法申請仲裁、提起訴訟。
既然有詳盡的法律規定，加班費為何總是兌現難?如今的輿論，普遍將問題癥結指向“員工敢怒不敢言、行政機關不作為”兩點。
如此講法，不能說沒道理，但真要改變，卻難度頗大。
先說員工層面，為了加班費得罪老板或上司，無疑得不償失。即便付出相當代價維權成功后，處于強勢地位的老板或上司，也有一大堆辦法來對付“不聽話”的員工——降薪、降職、工作中穿小鞋，皆為普通員工不可承受之痛。
再來看對于行政機關的指責。面對克扣加班費現象普遍存在，且員工舉報積極性偏低的現狀，單靠某個部門加大執法力度，無疑是杯水車薪。在中國一個普通的地級市，勞動部門的公務人員大約百人，而轄區內的企業，動輒幾萬家。縱使真想管，怕也力不從心。
在發達國家，勞工部門更多的職責體現在勞動爭議仲裁方面。真正為勞動者討要加班費，乃至進行日常維權工作的，是大大小小的工會組織。
在英國、德國的勞動法中，對于加班費甚至沒有規定具體的發放標準，而是交由勞資雙方內部自行商議。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這些國家的勞工福利，并未因此降低。相反，一些特殊行業的加班費制定規則，因此變得更為合理。比如醫療、零售、金融等特殊行業，其休假制度及加班費標準無法向一般行業看齊。而自行商議制度的存在，以及發達的工會組織，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可見，單純依靠員工或勞動執法部門，還不足以破解加班費兌現難。工會，理應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可喜的是，對于這一呼吁，工會作出了積極回應。中華全國總工會保障工作部負責人近日表示，工會組織會支持勞動者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為職工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務。
養老院“入院難”難到何時
鄭直
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老人的幸福感，是家庭幸福感的重要支柱。如今，“送老人進養老院就是不孝”的觀念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放棄。在人口老齡化迅猛發展的中國，獨居、空巢、留守、隨遷、喪獨、失能、失智、高齡、高知等大量新增人群，對機構養老的需求快速增長。相比之下，我國養老機構總量不足、質量不高的缺憾，使養老院“入院難”日益成為新的民生難題。
在公辦養老機構大幅擴容難度較高的情況下，我國早已在規劃、建設、稅收、用水、用電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機構養老領域的優惠政策。然而時至今日，用地難、優惠政策落實難、營利難，依然是困擾民辦養老院的難題。
土地，是制約民辦養老院發展的核心問題。目前，民辦養老機構獲取土地的方式主要是招、拍、掛的競價方式和租賃用地方式。但隨著各地土地價格的飆升，民辦養老機構難以從市場上競價取得土地。一些土地擁有者也普遍因為難以獲得高租金而不愿意出租地給養老機構。
雖然國家和部門文件明文規定，民辦養老院與政府辦社會福利機構享有同等待遇，包括電費、水費、電話等電信業務費用給予優惠和優先照顧，但這些好政策落實起來卻頗費周折。一些民辦養老院即使享受了某些優惠政策，也多是通過各種社會關系爭取來的。
同時，“非營利”的制度設計也制約著民資大規模進入機構養老領域。在民政部門登記的民辦養老院，性質為“民辦非營利養老機構”，可以享受若干優惠政策;而在工商部門注冊的民辦養老院，則由于其性質為“營利性養老機構”，基本上處于“自生自滅”狀態。這些都直接影響了民間資本投入的積極性。此外，融資渠道的狹窄也制約著民辦養老院的生存和發展，民辦養老機構很難獲得貸款支持做大做強。
去年出臺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11---2015)》，把機構養老建設目標定為“每千名老年人擁有養老床位數達到30張”。然而對照目標，目前全國仍缺少300多萬張養老床位，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已建成床位數的總和。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發展，“人均床位數”的標準還將不斷推向新高。在公辦養老院擴容困難的背景下，更大力度、更見實效地鼓勵、扶持民辦養老院參與到老年人晚年幸福的事業中來，已是擺在中國人眼前的必然選擇。用地難、優惠政策落實難、營利難等三大難題的破解，仍有賴政府責任的落地。
立規執法應更加“親民”
尚前名
公安部修訂的《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不久前發布后，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綜觀這份“新交規”，最引人注目之處莫過于加大了對交通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這得到了社會輿論的廣泛支持。對其中一些具體規定，人們也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例如，對于故意遮擋車牌扣12分的規定，就在網上贏得了一致支持;但對于闖紅燈一律扣6分的規定，卻有不少人提出異議。
有網民表示，隨著城市汽車保有量的急劇增長，如今的交通路況十分復雜，有的時候闖紅燈并不是故意為之，而是由一些客觀因素造成的。比如惡劣天氣導致的視線模糊，或是前方大車遮擋導致看到紅燈時已經過線。如此違規，一次就被扣6分，似乎過于嚴厲。
此外，對于新的扣分標準以及對實習期上高速需有三年以上駕齡的駕駛員陪同等新規，也有一些人提出了質疑。
毫無疑問，新交規無論是調整考試科目，還是突出實際駕駛能力，或是加大對相關行為的處罰力度，其本意都是為了更好地保障民眾的出行安全。其“嚴管嚴懲”的方向，也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而部分內容受到質疑，自有其因：
一是對執法實際考慮得還不夠細致。比如現實生活中，不同城市紅綠燈的轉換時間不一致，對闖黃燈的規定不一等，及前述的種種情況，都讓司機們感覺“罰紅燈”的規矩很難遵守到位。而這種規則上的漏洞沒有被提前發現，就涉及到第二個問題：新規制定過程還缺少廣泛征求民意的環節，還是那個老話題——如何給立法立規立規矩。
近年來，依據建設法治國家的精神，越來越多的法律和規定需要制定與更新。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民眾參與意識的增強，同時本著公開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則，在這些法律和規定的更新與制定過程中應更多地傾聽民眾的聲音。
尤其是類似于交通法規這樣的規定，其涉及面廣、影響面大、可操作性要求高，與眾多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在制定過程中應當更加“親民”——廣泛地聽取民意、接納民意、凝聚民意，才能維護法規的權威。法律不能背離公眾的共同期待，這既是當代法律的立法通則，更是立法的要義所在。
值得褒獎的是，面對爭議，相關部門日前明確表示，司機在剛變紅燈時沒剎住車過線的話，如果不沖線或倒車，就不會被認定為闖燈。顯然，此舉既反映出主管部門能夠及時回應社會關切，也體現出在執法過程中的人性化的理念。
華為案戳破“國會山”缺陷
梅新育
近日，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發布的報告要求政府禁止華為、中興兩家中國電信設備廠商進入美國市場，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范圍內引起了強烈反響。這份報告提出了相當離奇的指控，卻不曾提出任何哪怕是捕風捉影級別的證據。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這份報告對華為、中興指責之荒謬，明理之人都不難理解。因為無論是從企業的商業邏輯出發，還是從政府的政治邏輯出發，華為、中興和中國軍方都不是合適的間諜“后門”行動合作者;在實踐中，人們可以看到，華為、中興兩家公司不僅迄今安全記錄良好，而且都采取了一系列舉措提高透明度，以求進一步取信于客戶。
華為已經占據全球移動通訊設備1/5市場份額，全球前50大電信服務供應商中使用其產品者多達45家，且至今未出現任何安全事故，并采取了許多措施提高在美國市場的透明度，承諾其設備可以由第三方機構進行安全檢測……倘若不是心底坦然，華為如何能夠主動承諾由第三方機構進行安全檢測?如此荒謬的報告堂而皇之出臺，凸顯了美國國會的機制缺陷，亦即美國的政治體制使得其對外貿易問題更容易為保護主義和冷戰思維濃郁的極端勢力左右。
在現代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的“游戲規則”下，在貿易爭端中尋找外國替罪羊，從來就比不無痛苦的內部結構調整更受政客們青睞。國會議員當選和連任的首要條件是代表本選區利益，無須顧及國家整體利益和外國的觀點，且議員們無須為自己的錯誤政策主張承擔責任。
馬里蘭州參議員麥克·馬西斯就此抨擊道：“我們不是在工作，我們是在花時間到處爭取新聞媒體的注意，我們花太多的時間與選民們在一起。我們不是花足夠的時間去研究問題。”比如，美國憲法將對外貿易政策決策權授予國會。在這種體制下，美國那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或貿易問題政治化的利益集團，比在行政主導的國家更容易對國家貿易政策走向施加影響。美國國會出臺這么一份報告奇文，并不十分令人意外。
然而，且不說數十年來美國對中國的全面貿易禁運和種種貿易限制，都未能遏制住中國經濟和中國先進制造業的崛起。就是這種偏執思維，難道對美國自己的商業環境就沒有構成嚴重干擾嗎?美國作為現代電信設備制造業發祥地，長期執該產業之牛耳，但時至今日，在全球五大電信設備廠商華為、愛立信、諾基亞-西門子、阿爾卡特-朗訊、中興中，已經沒有一家總部位于美國的公司了，美國是否該有所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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