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市調控不要只看“臨時療效”
徐立凡
只有那些與樓市有關的基礎性設計得到優化，樓市“越調越漲”的現象才會消失，人們的預期才會合理，調控的行政成本也將大大降低
自廣東出臺樓市“國五條”調控地方細則后，北京、上海也均在3月底出臺了相關細則。樓市“高溫”地區調控細則的如約落地，對于下一步樓市的全局走向，具有方向標式的引領作用。
地方版細則，既是對樓市調控的具體實施依據，也反映著地方對于中央樓市調控政策的執行力。粵、京、滬等地方版細則，都突出強調了“國五條”的調控邏輯，體現了中央和地方的一致態度。嚴格按個人轉讓住房所得的20%征收個人所得稅、進一步提高二套房貸首付款比例等要求，成為地方版細則中的高頻詞句，就證明了這一點。
加強稅收對于樓市的調控作用，是本輪調控最顯眼的一點。如何凸現稅收的導向性，又體現稅收應有的公平性，是地方細則中必須考量的重點。保證稅收公平，需要以較為完善的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和較為公允的房屋價值評定為前提。京、滬版細則中都明確規定，能核實房屋原值的住房轉讓所得征收20%個稅，就體現了對于征稅導向性和公平性的雙重考量。
此外，地方版細則還兼顧到了因樓市調控而引發的社會反應。過多集中于樓市的財富聚集效應，決定了樓市調控政策的效應不會只局限于行業內部，而往往會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近期一些地方出現的搶過戶熱、假離婚熱，主要原因就是為了規避炒樓新增的稅收成本。京版細則明確規定禁止京籍單身人士購買二套房，要杜絕的就是因樓市調控引發的不良社會效應。
地方版調控細則出臺后“療效”如何？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其實很正常。一方面，樓市聚集了太多的利益訴求，決定了判斷標準的不統一；另一方面，樓市調控既不能完全靠行政命令完成，也不能完全靠市場自發秩序調整。如何在政府和市場中尋找到最佳交集點，從而達到雙方意愿的平衡，需要長期探索。從這個角度說，樓市調控的“療效”非一日之功能夠完全顯現。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從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明確舉措，表明抑制樓市非理性因素的政策環境將長期存在。因此，重要的問題在于，在政策環境非常明確的情況下，為什么樓市時常反復，甚至出現“越調越漲”的現象？
根本原因不在于樓市調控的方向、節奏，或某一調控環節的細則是“松”還是“嚴”，而在于與樓市相關的基礎性制度中，存在著鼓勵樓市非理性因素生成的驅動力。比如，過度依賴土地財政，致使土地的開發使用權過于集中，在這種情況下，土地的價格發現無法由市場完成，這最終體現到樓價的昂貴中；又如，樓市具有過強的貨幣反應，社會資金投資渠道的狹窄，又進一步增加了樓市對資金的吸引力，導致樓市價格往往受到流動性的哄抬；再如，地區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人力和資金的不均衡流動，也導致了一線城市和其他城市樓市的寒暑不一，熱的更熱，冷的更冷。
事實早已表明，讓樓市真正健康起來，不能只靠技術性調控。技術性調控的效果只能是階段性的，對市場泡沫的去除也難以鞏固。只有那些與樓市有關的基礎性設計得到優化，樓市“越調越漲”的現象才會消失，人們的預期才會合理，調控的行政成本也將大大降低。
“作風病”反彈 不啻一記棒喝
李浩燃
歷經嚴打的舊俗惡習，就像沒被殺滅的殘留病菌，一旦死灰復燃，耐藥性會更強
近日，記者調查發現，哈爾濱市鴻翔路一帶的“吃喝一條街”重新火爆了起來。高檔飯店包間里“處長”、“局長”、“主任”之稱時有耳聞，結賬時數千元的金額分著開幾張發票，一些車牌用“免費停車”標識巧妙遮擋。
“吃喝一條街”又變熱鬧，折射出公款浪費之風有所抬頭。改進作風八項規定出臺以后，中央領導帶頭垂范，各地各部門也從狠剎吃請風、迎送風、浪費風等做起，倡導節儉開會、務實調研，嚴格規范公款消費，取得明顯成效，大家過了一個風清氣正的元旦和春節。如今，“作風病”的反彈再次警示我們，根治這種慢性病，絕非一日一時之功。
事實上，早在中央部署改作風之初，就有聲音提醒：改作風不能一陣風，反浪費也不能三分鐘熱度。否則，如果上級一重視，馬上就抓，領導不強調，立刻就放；如果雷聲很大，雨點很小，風頭過后，一切照舊，這種一陣風的改作風，本身就是一種壞作風。凡此種種，不僅有悖政策初衷，達不到預期效果，更在無形中漸漸消解寶貴的信任資源，失去群眾的信任與擁護，給以后的政策制定與實施埋下隱患，危害極大。
正因如此，如何避免此次轉作風流于形式，既考驗決策智慧和政策執行，也攸關黨和政府的權威與公信力。也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才會要求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改作風。
在一些地方，硬政策遭遇軟抵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劇情不時上演，其背后的觀望心態、僥幸心理不容忽視。“很多事拖一拖就拖黃了”，正如某位鄉鎮干部所理解的改作風，一些措施開始很嚴格，到后來就難免放松和疲勞。在類似“政策會疲倦”的慣性猜想之下，許多人以僥幸心理虛與委蛇、敷衍應對，甚至以“墻頭草”的姿態揣摩上級風向，擇機打擦邊球，以為“只要別撞到槍口上”就行了。“不開公車，租車赴宴”等掩耳盜鈴的行為，就是變相對抗禁令的典型案例。
政策落實打折的表象背后，也存在著利益交換的潛規、財務機制的漏洞。既然有人感嘆“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大吃大喝為什么還是屢禁不絕？就像一些干部坦承，談判桌上辦不了的事情，往往一上酒桌就辦成了。既然公款浪費人人喊打，為何“主任”、“局長”頻頻赴宴？在這個意義上，只有不斷深化干部人事、行政審批、財政預算等制度改革，讓權力真正在陽光下運行，讓明規則戰勝潛規則，才能固化改作風的既有成果，從根源上消滅不斷翻新的花樣。
在某種意義上，歷經嚴打的舊俗惡習，就像沒被殺滅的殘留病菌，一旦死灰復燃，耐藥性會更強。承諾既已作出，就應按照中央領導所要求的，一級做給一級看，對問題常態抓、長期抓，不斷完善相關制度，真正革除“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沉疴痼疾。據報道，從今年起，我國縣級以上政府公務接待經費將逐步公開，我們期待這樣的舉措能夠更多出臺、更快落實。
別讓碾軋“意外”踐踏了生命尊嚴
王松苗
生命權是最高的人權，是最基本的公平正義，也是法律保護的基準線
“一起發生在河南中牟，另一起發生在湖北巴東，一個因不滿土地被占用，另一個不滿財產補償，一人死于鏟車之下，另一人則被水泥罐車碾軋致死。相隔僅3天，接連發生的這兩起事件讓人觸目驚心。”央視《新聞1+1》4月1日播出的《制止農田里的“強拆”》，再次讓我們直面這兩起悲劇背后的沉重話題，并思考碾軋事件中的生命尊嚴和社會正義。
據報道，巴東肇事司機譚某因涉嫌故意殺人已被縣公安機關刑事拘留。而中牟碾軋事件中，此前有報道稱死者家屬與肇事方弘億公司達成了和解協議，2日，肇事司機王某被批捕，當地公安機關展開進一步深入調查，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相關報道見今日8版）。事件性質如何界定，生命能否得到尊重，期待相關部門能夠給出一個公正客觀的處理結果。
然而，兩起“碾軋”的導火線，都與土地有關，與農民維權有關，肇事司機又都受雇于施工、執行企業。這樣的個體悲劇，便很難讓公眾簡單地歸結為司機的“意外”。在證據與事實尚未全面公布之前，公眾難免揣測：一輛速度并不快的鏟車，開到了死者的承包地上，在爭執與糾纏中發生了血腥慘劇，司機有沒有受到指使？中牟宋合義事件發生20多小時之后，先是中牟縣認證微博發布稱“意外事故”，后涉事企業負責人強調死者酗酒，如今警方又認定司機“涉嫌過失致人死亡”，以及死者家屬與涉事方弘億公司達成和解協議，讓人們更多了不少擔心：雖說核實事件細節需要時間，但官方“意外”的判斷是否給得太草率？是否有偏袒涉事企業之嫌？退一步說，就算真的純屬“意外”，三天兩起的“意外”，以及此前也曾在其他地方發生過的維權農民死在自家土地上的流血事件，其間的原因難道不值得深思追究？
事實上，公眾對碾軋事件的關注，不僅在于事件本身的殘酷，對死者的同情，更重要的，還包括對土地征用合法性、相關賠償合理性的質疑。事件背后有無利益驅動？涉事企業的責任在哪里？民事賠償可以存而不論，但行政層面，我們應當追問：征地是否具有合法手續？在基本農田建設酒店等永久建筑是否合法？如果存在問題，那么當初又是誰來審批，如今又該誰來擔責？這樣的征地背后是否潛藏有其他瀆職腐敗？查清這些問題，讓責任鏈上的每一個人都承擔起相應的法律責任，遠比強調死者體內的酒精含量重要得多，也更有助于杜絕此類碾軋悲劇——在法律上，農民在自家土地上醉酒沒有任何過錯，與加害行為之間也沒有多少邏輯關聯，不能成為克減犯罪責任的理由。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首要的就是在個案當中，盡最大努力保護公民的生命權不受侵犯。因為生命權是最高的人權，是最基本的公平正義，也是法律保護的基準線。當前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必須堅持法治思維與底線思維相統一，準確預判法治風險，敬畏生命、以人為本、高度重視保護失地農民利益，切實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這是法治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發展的基本共識。
謠言止于公開 互信緣于透明
李泓冰
唯有及時準確的信息公開，才能撫慰公眾的焦灼無助
禽流感來襲，全國的目光強力聚焦，蓋因公眾太容易聯想到10年前的非典。現在，從政府部門到社會公眾都深知，在疫病突如其來的非常時期，牢牢維系民族凝聚力，讓人們科學對待、沉著應戰的首要一條，就是權威信息發布的公開透明。
我們并非從一開始就洞悉這一點。曾經，在負面事件出現時，一些部門和媒體會本能地選擇沉默和觀望，以致錯失權威信息披露的先機。其后果不但影響決策的效率，更導致不實傳言甚至是惡意謠言漫天亂飛。結果，隨后即使公開再多千真萬確的信息，卻因明顯滯后，導致政府公信力大受損傷，深陷所謂塔西佗陷阱——哪怕說了真話，也難以取信于民。
當年非典的信息披露，就經歷了這樣一個曲折的過程。一些地方政府最初怕傷及穩定，選擇瞞報疫情的嚴重程度，不但使各地因放松警惕而導致疫情擴散，公眾的心理恐慌或猜疑也傷及了政府誠信與社會穩定。接下去，北京市和衛生部主要領導因為對此負有責任，相繼職務變動。媒體也開始了鋪天蓋地對非典疫情發展和應對舉措的報道。公眾在潮水般涌來的準確、透明的信息披露面前安靜下來，人心重新凝聚，疫情傳播得到有效遏制。
中國抗擊非典的曲折，充分印證了，唯有及時準確的信息公開，才能撫慰公眾的焦灼無助。這對中國信息公開的歷史進程，具有意味深長的里程碑意義。
現在，多地都在逐日發布關于禽流感的最新訊息。比如上海，時常會有緊急新聞發布，發現新的病例，及時向公眾報告；公眾疑心疫情與死豬相關，也立即采樣化驗，釋疑解惑。南京發現麻雀群死異常，衛生部門聞報隨即介入調查。蘭州有傳出現禽流感病例，衛生部門查驗后第一時間發布此信息不實……
是的，仍然會有公眾質疑，比如為什么事隔20多天才公開首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為何證實與死豬無關卻只需一天？媒體也在耐心解釋，對未知病毒的檢驗需要時間，而排除明確病毒感染則相對比較容易……
其實，公眾的質疑，也是一種正能量。唯有不懈的質疑，才會不斷砥礪政府信息公開的速度與力度，才會在權威解疑中修復社會互信。有的時候，人們對所有信息發布、哪怕是權威發布，一概抱持“我不相信”的態度，這使信息有效溝通、社會有效管理、危機有效防范的成本大大增加，也使信息社會的倫理規范被動搖，社會的互信基礎則在謠言不斷引發的集體性焦慮中被漸漸蠶食。
片面地指責“我不相信”，于事無補。唯有充分的信息公開，靠對瞞報行為的懲戒，方能鍛造政府堅實的公信力。而對付個別惡意的網絡謠言，除了完善相關法律，加大對惡意造謠者的懲處力度以外，最有效的撒手锏，依然是最大程度的公開透明。
謠言止于公開，互信緣于透明，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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