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艾滋 有治無類
王琦
徹底消除對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視，讓他們獲得走進醫院的勇氣和條件，這是對他們的保護，也是對我們自己的保護
在第二十五個世界艾滋病日到來之際，衛生部部長陳竺表示，由于社會歧視存在，有高危行為的人不主動尋求或不愿接受檢測，導致我國有近一半的艾滋病感染者沒有被發現，增加了傳播的風險。這沉重的事實，令人難以釋懷。
近半感染者未被發現，折射出我國艾滋病感染者就醫率低下的嚴峻形勢。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因手術輸血感染病毒，卻一直不敢正視病情。服用偏方之后，在未經檢查的情況下竟然“自以為治愈”，如果不是后來因病就醫期間被再次確認艾滋病感染，他恐怕還將繼續自欺欺人下去。
“自欺欺人”的背后，是感染者心理上背負的巨大社會壓力。盡管多年來的知識普及始終提醒人們，艾滋病的感染渠道較多，不能把艾滋病感染跟吸毒、濫性、生活不檢點畫等號，但很多人一提及“艾滋病”，仍然難以擺脫恐懼、憎惡、歧視等負面情緒，存在這種心態的甚至不乏醫務人員。就在不久前，天津一名肺癌患者因在手術前被查出攜帶艾滋病病毒，求醫屢遭拒絕，最終他私改病歷隱瞞病情，才得以接受手術。
醫院尚且如此，艾滋病感染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可想而知。社會的歧視，讓許多高危性行為者不愿接受病毒檢測，增加了艾滋病病毒傳播的風險。長期缺乏治療和孤獨，折磨著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心。在生命質量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他們中有的人迫于生計從事著可能傳播艾滋病病毒的職業，極個別人甚至產生仇視社會的心理，不惜以身試法，報復社會。
“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艾滋病的無知和偏見，以及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看望艾滋病患者時所強調的那樣，防治艾滋，有治無類。不論艾滋病感染者是從什么渠道感染病毒的，他們都是弱者、是受害者，我們都不應該拋棄他們，對他們的歧視是社會的恥辱。艾滋病感染者有尊嚴生活的權利，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讓他們找到治療的途徑和合適的生活方式，提高他們的權益保護水平，幫助他們重新樹立起生活的信心、治療的信心。這既是救治撫慰艾滋病感染者的需要，也是建設公平、公正社會的應有之義。
在發達國家，艾滋病已成為一種“可控疾病”，患者死亡率、母嬰傳染率都明顯降低，大多數患者已能在藥物的幫助下長期帶病生活。取下有色眼鏡，徹底消除對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視，讓他們獲得走進醫院的勇氣和條件，這是對他們的保護，也是對我們自己的保護。
艾滋病往往與貧困伴生，要讓感染者得到有效的治療，除了提高醫療救治水平外，還應該加強醫療救助，使貧困家庭的艾滋病感染者看得起病、吃得起藥。防治艾滋病是復雜的醫學問題，也是緊迫的民生問題、社會問題，需要全民參與、全力投入、全面預防。只有如此，才能鼓舞起與艾滋病魔勇敢抗爭的決心和信心，讓我們的社會更安康和諧。
政務微博助推政務公開
李泓冰
政務微博“及時傳遞政府的聲音”，維護政府的權威性、公信力和親和力
有網友戲稱，微博是上帝的禮物。這句話或許在人民網12月3日發布的《2012年新浪政務微博報告》得到印證——政務公開借助微博打開一扇窗戶，在傳遞信息、聽取意見、解釋民惑、快速辟謠方面陡然加速。
2012年，光是新浪平臺認證的政務微博，在覆蓋面、微博質量、應用水平、綜合影響力等方面不斷提升，數量突破6萬，比去年同期凈增4萬多，增長率達231%。
去年，有些人還談微博色變，覺得微博給謠言以可乘之機。然而，微博是一種網絡傳播新方式，民間能用，官方為什么不能用？傳謠的人能用，辟謠的人為什么不能用？求證的人能用，證偽的人為什么不能用？無數事實證明，反應滯后、應變遲緩的地區或領域，才會發生謠言比真相跑得還快的“杯具”，遏制謠言的有效手段，就是及時、透明地傳遞真相。政務微博“及時傳遞政府的聲音”，維護了政府的權威性、公信力和親和力。
以微博活躍度、傳播力、引導力三項指標綜合排名位居榜首的“上海發布”為例，它并非最早開通的省市級政府微博，但后來居上，有媒體甚至說，“‘上海發布’創造了政務微博的奇跡”。
“奇跡”緣何而來？其實不外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此前，各地曾嘗試過的“市長熱線”、“市民信箱”，效果難說盡如人意。政府微博不同，它與公眾公開實時互動，回復的時效、質量與效果一目了然。“上海發布”的回應，很勤快、可親、實用，它曾呼吁市民周末買卷心菜幫助菜農，獲得熱情響應后，又連連感謝市民支持；它也很“高端”，曾促成時任市委書記回復癌癥臨終患者家屬的痛訴，“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由此推動了臨終關懷事業的改進……
正像一位領導同志說的那樣，“政務公開說到底，是政府與公眾關系的一次重大調整，是政民互動、政府與社會共治的一次制度性安排”。政務微博給這一“制度性安排”提供了成本低、效果彰、速度快、形象佳的渠道。
走向利益多元和觀點多樣的中國，如何尋求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從中汲取正能量？黨的十八大報告引人注目地提出，“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并以不容置疑的堅定語氣，提出了讓人耳目一新的要求：“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都要堅決防止和糾正”。在落實這一要求方面，政務微博為推動社會管理創新、改進執政方式插上了無形的翅膀。
構建微博時代的公序良俗
馬國英
構建微博時代的公序良俗，歸根結底還得靠法治思維、法治方式
12月4日，2012年度法治人物評選結果揭曉，除了評出法治人物或群體，還首次評出年度致敬媒體，“充滿法治精神與人文關懷”的人民日報法人微博獲得了這個獎項。這成為本次評選一大看點。
微博在法治人物評選中獲獎，說明在當前這個“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新聞發布者”的時代，新興媒體正成為提升法治思維、推動法治進程的重要渠道。
微博是許多法治新聞事件的信息源頭，“表哥”、“房叔”、“不雅視頻”，無不始自微博曝光，引發反腐行動；微博已經成為政府與民間直接互動的窗口，政務微博集群式發展，敞開了信息公開的門窗，給公眾開辟了政治參與的新路徑。更有價值的是，在微博這個“觀點廣場”上，公眾對復雜事件的圍觀，政府對網絡熱點的回應，本身就是法治意識、法治思維的培育過程。
當然，微博為法治建設注入動力的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虛假信息泛濫，謠言跑在真相的前面，引發恐慌心理；失當爆料，惡意攻擊，侵犯他人權益；買賣炮制“粉絲”，炒作話題，制造輿論壓力……對此有人訴苦：“在微博上沒有辦法講道理，都是‘一邊倒’、‘圍剿式’的責難甚至謾罵，無法應對。”這些問題反映出網絡表達片面、非理性、情緒化的缺點。
面對微博給法治建設帶來的新挑戰，政府部門應當及時研究對策，進行前瞻性的制度設計。構建微博時代的公序良俗，歸根結底還得靠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而堅持以法治思維處理微博及相關的互聯網問題，關鍵是如何認識“網意”和民意的關系。
“網意”不能完全等同于民意，但即使這部分民意有時顯得不夠理性、不夠冷靜，卻也是客觀存在。因此，面對方興未艾的新興媒體，面對澎湃洶涌、泥沙俱下的“網意”，因噎廢食不是正確的態度。
對待“網意”體現的權利訴求，首先還是要尊重傾聽。中央領導同志強調，“網上的輿論，包括罵聲我們都要聽”。這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對于網上輿論不能置若罔聞，而是要主動了解、客觀認識，并通過網上輿情了解民情、檢討工作、解決問題。
對于數億網民來說，應該珍愛新興媒體這個信息集散、社交互動的嶄新平臺，以守法、文明的行動，共同推動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
【新聞鏈接】
12月4日晚，2012年度法治人物評選結果揭曉，湄公河案專案組、刑訴法專家陳衛東、“嫣然天使”負責人李亞鵬以及候鳥守望群體等入選。人民日報法人微博獲評首次設立的“年度致敬媒體”。年度法治人物頒獎盛典由全國普法辦、司法部與中央電視臺共同主辦，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承辦。
解決生存困境是救助之本
郝 洪
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救助關愛弱者、貧者是底線，避免弱者更弱、貧者更貧是責任
河南鄭州立交橋下“農民工之死”事件已過去一周，其死前是否得到有效救助的爭論仍在持續。12月5日，鄭州兩家律師事務所向當地民政局寄送了《信息公開申請書》，要求對此事件做出解釋。
能否求證出該事件真相，尚難確定。至少，從當地民政局和救助站目前的回應里，我們還看不到對該事件的徹底反思。救助站拒不接受采訪，民政局則以《進一步加強流浪乞討人員冬季救助工作的緊急通知》回應追問，并表示，“再說之前的事沒什么意義了。”
真的沒有意義了嗎？對該事件的追問既是對逝去生命的尊重，也是對生者最好的關切。對于那些仍然棲息于立交橋下的農民工而言，它意味著更溫暖的救助、更有尊嚴地生存；對于立志公平正義的社會而言，它意味著更深切的自省和更積極的制度建設。
積極的制度建設，是完善現有救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包括民間公益組織在內的全社會救助體系，是對農民工群體權益保障的落實。橋下農民工，他們渴望就業，擔心欠薪，節衣縮食，用微薄的報酬供子女讀書，謀求更好的生路。他們缺失的，不僅僅是慈善救助，也包括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等在內的權益。
鄭州“農民工之死”事件發生后，不少民間公益團體自發組織，購買棉衣棉被，為寒夜里仍棲息于立交橋下的農民工們送去溫暖。被愛心包圍的農民工心存感激，不過，他們最需要的是“有活兒干、能掙錢”。鄭州一位農民工請求記者將他的手機號登到報紙上，為的是“找活兒容易點”。還有些農民工們，寧愿四處游走打零工，也不愿選擇有工棚住的活兒，擔心辛苦勞作的薪資被拖欠。
我們需要為這些無力者提供有力前行的最低保障——社會救助，更需要給予他們繼續前行的希望和力量。作為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歷史過程中的必然存在，農民工群體為中國社會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也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巨大推力，還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巨大動能，他們見證并參與了中國經濟崛起，他們的走向則是中國小康社會發展之路上面臨的挑戰。
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救助關愛弱者、貧者是底線，避免弱者更弱、貧者更貧是責任。近年來，同工同酬、同命同價、同票同權的改革開啟了城鄉平權之路，但落實到具體現實，仍有相當大的差距，比如在教育、醫療資源配置、社會保障覆蓋上，城鄉之間仍然存在鴻溝，仍需要制度上的突破。
今年國慶前夕，全國首家農民工博物館在廣州對外開放，向那些為城市默默付出的農民工致敬。建立一個博物館、留存中國獨特的農民工歷史固然好，但是，“農民工”一詞還遠沒有到進博物館的時候。他們是現實里活生生的存在，在我們汽車疾馳過的立交橋底下，在地鐵出入口避風處，在繁華商場門廳的角落，他們，就在我們身旁，城市時刻能夠感受到這個群體的溫度和力度；而城市，將給予他們怎樣溫暖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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