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集體協商，國企應做示范
張刃
在國企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率先垂范、做得更好的問題
近日，全總有關負責人表示，將用3年時間全面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引來普遍關注。在企業普遍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重要內容，對構建和諧勞資關系、維護社會公平和穩定無疑深具意義。
有人認為，工資問題在非公企業矛盾突出，該從非公企業抓起；國企勞動關系一般都比較和諧，工資協商沒有多少文章可做；還有人說，國企推行工資集體協商缺乏某些條件……事實果真如此嗎？
國企經營管理運作規范，又有民主管理傳統，勞動關系比較和諧，確是事實。但也應看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勞動關系日漸多元化、復雜化的今天，國企勞動關系同樣遭遇了一些新問題，產生了一些新矛盾。例如，人們一般都認為，國企特別是大型央企的職工，普遍收入較高，其實，在其內部，也存在收入差距較大的問題。再如，不同行業的職工收入差距明顯，即使是同一行業，不同區域的職工收入也有很大差異。
更需引起關注的問題是，在國企尤其大型央企內部，目前普遍使用大量的勞務派遣人員。因為與企業在職人員的“身份”不同，他們的收入普遍低于正式職工，同工不同酬現象還較普遍，勞動爭議或糾紛隱患較多。由于勞務派遣人員的歸屬問題相對復雜，合法權益常得不到切實保障。國企如果能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探出新路，勢必能對使用了更多勞務派遣人員的非公企業起到示范作用。
現實中，大量的商業服務業、勞動密集型非公企業，因為規模有限、用工分散、流動性強等特點，組建工會有困難，難以與企業直接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同時，不同行業職工的利益訴求也不盡相同。這樣的背景下，由行業工會代表行業職工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就顯得十分必要。這個課題同樣需要國企率先摸索。
國企特別是央企的屬性與地位，使它們在貫徹國家法律政策、履行社會責任、構建和諧勞資關系方面，責無旁貸。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國企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率先垂范、做得更好的問題。
讓孩子們生活得更快樂
李泓冰
如果所有兒童都能享受到均等基礎教育，或許，很多孩子尤其是農村兒童，就可以蜂擁而入快樂之門
今年“六一”，關于“快樂”的聲音比往年越發嘹亮。胡錦濤總書記在湖北十堰一家幼兒園墻上寫下“快樂生活”“健康成長”。溫家寶總理與北京朝陽區一所小學的孩子一起打了一場快樂籃球。
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我國兒童事業取得很大進步，但也出現一些新問題。如幼兒園入托難、特別是在城鄉普及學前教育以及是否納入義務教育范疇，已經上升為迫切的社會課題。在京滬等城市，外來人口激增，甚至在入學入托中超過本地戶籍人口，導致原有公辦托幼資源嚴重不足；而在中小城市和農村城鎮，當初的人口出生高峰與百姓教育需求的上升，也使幼兒園極其緊缺。“入園難，難于考公務員；入園貴，貴過大學收費”——家長們口口相傳的類似調侃，透著無奈與辛酸。盡管各地采取各種措施，不斷加大了政府投入力度。但要徹底化解這一難題，還要做大量工作。
相比城里孩子，農民后代的成長之路更為艱難，農村兒童的權益保護更值得重視。對不少鄉村留守兒童而言，與父母共度“六一”是一種奢望。能隨父母進城的孩子，能就讀公立小學，相當幸福快樂。很多城市在為這個目標而努力，像上海，承諾讓七成農民工子弟就讀公立學校。但能夠進城讀書的孩子畢竟有限，即使進了公立學校，在城里孩子與打工子弟間，還隱藏著不少隔膜。城鄉藩籬所帶來的身份差別，還會在他們長大后顯露出來，一旦意識到這些差別，他們的快樂能有多久？
城里孩子的不快樂，比如被如山的作業偷走的睡眠、被壓縮的游戲時間、被迫在并非興趣的“興趣班”輾轉……一直有媒體大聲疾呼著，但是，潛藏在教育困境中的農村兒童身上的那些不快樂，原因更為復雜，且隱藏著更多未來社會不安定因素，還難以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
不久前，由一些熱心人士發起的農村兒童免費午餐計劃，除了讓受惠兒童吃了一頓難得的飽飯，更大的意義，是讓公眾開始關注中國鄉村兒童的吃飯問題。對這些孩子而言，城里孩子對應試教育負擔的抱怨，是遙遠的奢侈。如果所有的農村兒童，每天都能有政府提供的熱騰騰的免費午餐，孩子們臉上的笑容也因此會更多綻放。
一句“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常被視作奪走孩子快樂的緊箍咒。然而，如果以這句話作為向所有兒童提供均等基礎教育、享受教育公共服務的理由，或許，被剝奪了快樂的孩子尤其是農村兒童，就可以蜂擁而入快樂之門。
因為，教育就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最給力的那條“起跑線”。
旱要“抗”，更要“防”
趙永平
面對頻發的旱災，需要有抗旱新思路。要從單一轉向全面、從被動轉向主動，未雨綢繆解決好水資源問題
昔日的“魚米之鄉”，眼下卻湖干河涸；本該豐水季節，現在卻旱魃肆虐。據國家防總辦公室統計，截至5月29日，長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5省耕地受旱面積達到4535萬畝，占全國受旱面積的43.4%，有329萬人因旱飲水困難，占全國的50.6%。
眼下，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各級政府正全力以赴抗旱攻堅，積極調水、提水、引水，指導農民生產自救，幫助旱區人民渡過難關，最大限度降低生產、生活損失。
抗旱，是當務之急，但長期來看，抗旱不能止步于“抗”。雖然我們有應對各種旱澇災害的基礎，但從去年西南大旱到今年華南大旱，頻發的旱災提醒我們：抗旱形勢出現新變化，需要引起高度重視；旱情背后暴露出的抗旱能力不足、發展方式粗放等問題，需要以新方式、新理念進行應對和預防。
水情在變。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強降水的概率在增大，干旱時間延長的概率也在增大。過去雨水豐沛的南方，兩多兩少問題日益突出：“有水地方少，缺水地方多”、“有水時候少、缺水時候多”。“水窩子”季節性缺水，已并非偶然。
江湖關系在變。過去“插到湖心、收到湖底”，大規模的圍湖造田，結果“人進湖退”，水系萎縮，河道淤積，一些河流湖泊甚至喪失功能。以長江注入洞庭湖的藕池口為例，上世紀30年代能消減長江一半洪峰流量，現在卻不足1/10，藕池河的水量也一年少過一年。
水與經濟社會的關系也在變。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用水需求快速增加，水資源供需矛盾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制約瓶頸。然而，許多地方水資源開發過度、利用粗放，長此以往，水資源難以承載、水環境難以承受。
“雨季抗旱”、“湖區抗旱”，一些地方準備不足、方法不多，還是用“老辦法”對待新問題。多年來主要是防汛，沒想到汛期會出現嚴重干旱，因而缺乏應急預案、沒有專業服務隊伍，只能“頭痛醫頭”，方式方法單一，顯得束手無策。面對自然、社會和人的新情況，南方豐水區應重新認識自身水資源、水環境的變化，不能“雨豐而忘旱，臨旱再掘井”。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了新時期的水利發展戰略定位，將水利提升到關系經濟安全、生態安全、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但水利投入力度仍不夠，保障水平仍偏低，面臨“基礎脆弱、欠賬太多、全面吃緊”的嚴峻局面。這次旱災再次警示我們，必須推進水利改革發展，向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轉變，這不僅關系地方經濟長遠發展，更是靠水吃飯、靠水生活的廣大群眾福祉所在。
雨總會有下的一天，這場旱災終究會過去。然而，作為一個旱災頻發的國家，抗旱是一個長期而緊迫的任務。科學制定規劃，完善抗旱體系，從單一抗旱轉向全面抗旱，從被動抗旱向主動抗旱轉變，未雨綢繆解決好水資源問題，才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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