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彩霞案為何“久拖不審”
吳丹紅
高考又將臨近，廣受關注的羅彩霞案卻在法院立案后因管轄權異議拖延一年，至今未能開庭。羅彩霞被人冒名頂替上大學，一直沒有得到個法律上的說法，這引起公眾的諸多議論。拋開一些情緒化的評論，我們注意到：僅為處理管轄權異議，就用去了8個多月時間。
管轄權異議，淺顯地講，就是認為受理案件的法院不具備審理此案件的權限，這是民事訴訟當事人的一項基本權利。但由于相關法律沒有對該權利的行使程序作出限制性規定，當事人濫用此項權利拖延訴訟時間的現象屢見不鮮。
權利的遲到會造成新的傷害，因此訴訟及時作為一項程序法的原則，要求糾紛能快速地獲得處理。當事人濫用管轄權異議，造成的消極影響十分明顯。對于社會而言，一起引起如此大反響的案件久拖不決，可能會在無形中損害法律權威和司法的公信力。2010年的高考越來越近，造假者至今仍未承擔應有的民事責任，或許會影響廣大考生及其家長對高招公平的信心。
不可否認，訴權的濫用，是任何一種訴訟中都可能存在的情況。對此，法院不應也不會無所作為。法院規定各類案件審限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訴訟拖延。《最高人民法院案件審限管理規定》第十一條把辦理管轄爭議案件的期限定為兩個月，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要經院長批準才可以延長兩個月。實踐中，各級法院為避免管轄權異議被當事人濫用，加快訴訟進程，甚至規定了比上述期限更短的時間。例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就明確規定，裁定管轄權異議的時間一審為15日，二審也為15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10年也有類似的規定。
問題在于，雖然每類案件的審理期限都有規定，但也可以報請延長，而且請示、報核的時間是不計算在審理期限之內的，有時候請示、報核的時間比審理期限本身還要長。盡管對于“審判人員故意拖延辦案，或者因過失延誤辦案，造成嚴重后果的”情形，法律有明確的約束，但一般情況下，法官超審理期限只是被歸結為態度不好、效率意識不強或者是辦案水平較低，頂多受到批評教育而已。在這樣的背景下，羅彩霞案“久拖不審”，就成了一種“無惡意”的程序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羅彩霞以勇敢的起訴為千萬考生爭取公平的受教育權樹立了榜樣，精通法律、手握裁判權的法官們更應該考慮到這一案件的社會影響，進一步提高訴訟效率，更自覺地承擔起實現公平正義的責任。
讓法規成為“有牙的老虎”
王琳
經國務院批準，由監察部、人社部、公安部聯合公布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紀律條令》將于6月1日起施行，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規范公安機關及人民警察紀律以及對違反紀律行為給予處分的部門規章。當然，“條令”最引人注目之處不僅在于它的開創性和系統性，還在于它在處罰上的剛性。比如，“條令”不但設定了76種具體違法違紀行為，也分別規定了這些違法違紀行為應適用的處分。
在現代國家，警察是與公眾打交道最多的執法人員，警察的形象往往代表著政府的形象。中國過去曾長期處于權力本位的管制意識之下，特權觀念影響深遠。而今，中國已然邁入千年未有之大轉型，新的時代以法治為政府運行的基本規則，權利本位意識在社會層面日益生長。當特權觀念遇上公民日益增強的權利意識，矛盾與沖突難以避免。以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等形式為公權力設定運行的軌道，有助于社會秩序的構建與維護，也有助于避免權力濫用傷害民眾利益，從而真正做到服務于民。
此次“條令”的頒布之前，也有各種“禁令”，如中央政法委的“四禁令”、公安部的“五禁令”，等等。地方公安部門下發的類似“禁令”就更多了。從特征上來說，“禁令”多屬于因應某一時段違法違紀行為多發的態勢，臨時針對特定現象發出特別強調。“禁令”并不能替代法律規范本身，要做到令行禁止，還亟待規范的跟進。
大凡法律規范，無一例外地應包括行為模式、條件假設和法律后果這三要素。行為模式即規定人們如何具體行為的方式。條件假設是指法規在什么時間、空間，對什么人適用以及在什么情況下具有約束力。法律后果則是指人們在作出不符合行為模式的行為時應承擔相應的結果。這三要素是一個完整的邏輯結構，缺少其中任何一個，都難以稱之為“規范”。如果“禁令”缺少法律后果這一必備要素，勢必導致“老虎雖威猛，奈何缺了牙”。近年來，令雖行但禁不止的情況常有所見，個中原因不能不引人深思。
就規范警察的行為而言，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對違法違規行為的后果承擔。在這個意義上，“條令”對于處分的具體化、剛性化，實現了立法上的科學性。由監察部、人社部和公安部一起聯合制定并發布，這意味著對違反“條令”的處分不再是公安部一家的事，從而在規范上能有效防止一些地方公安部門將法定的處分當作“家務事”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見，較之以往的“禁令”，“條令”已經多了一副“鋼牙”，這是一種可貴的進步。當然，光有“牙”還不夠，當“條令”被違反后，這“有牙的老虎”還得及時反應，并讓違法違紀者感覺到實實在在的痛。只有做到了違法必究，違紀必罰，“條令”的規范意義、威懾和指引功能才會顯現出來。
專業學位教育慎提“去學術化”
沈文欽
日前，教育部下發《關于開展研究生專業學位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改變研究生專業學位教育學術化傾向”，并選擇部屬高校和地方高校各30所左右確定為綜合改革試點單位。
一些報道認為，這是教育部在倡導專業學位教育的“去學術化”。這是對《通知》精神的誤讀。事實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在今年1月通過的《專業學位教育發展總體方案》中明確指出，專業學位“是職業性與學術性的高度統一”。
目前，我國已經設立的專業學位主要包括工程碩士、臨床醫學（博士、碩士）、工商管理碩士、法律碩士、藝術碩士等19種。實踐中，這一類型的教育確實部分存在與研究型學位教育趨同、脫離實踐等問題，背離了其初衷。
為解決這些問題，《專業學位教育發展總體方案》希望在培養目標、課程設置、師資隊伍和質量標準方面將學術型研究生和專業學位研究生區分開來。教育部的通知即是為了貫徹《方案》，糾正目前專業學位教育中輕視實踐的傾向，而非提倡“去學術化”。
應當肯定，發展專業學位教育，從大方向來講是正確的。目前，我國碩士專業學位的培養規模在碩士研究生培養總規模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勞動力市場需求的變化、研究生就業去向的多元化、職業實踐對知識技能的要求不斷提高，都對擴大專業學位教育的規模提出了要求。
而從國際經驗來看，將研究生學位區分為研究型學位和專業型學位也是通例。在英國，碩士大體區分為課程型碩士與學術型碩士，美國則主要通過第一級專業學位（如醫學博士、法學博士等）來培養高級應用型人才。韓國和日本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也大力發展專業學位教育。
認為專業學位教育就應少些“學術性”，僅僅是一種“實用技能培訓”，這種理解也不正確。專業和職業的區別，在于前者建立在體系化的知識基礎之上，具備相當的學術性。法律、醫學、建筑之所以能夠設立研究生專業學位，就是因為它們在與具體職業相對應的同時，也具備完善的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相反，很多滿足社會短時需求的新設專業之所以曇花一現，則正是由于它們缺乏學術性，沒有堅實的知識和理論基礎為支撐。
因此，實現“學術性與職業性的統一”，這不僅應當成為專業學位教育培養的指導方針，而且應當成為今后專業學位類型設置的一個基準。根據《專業學位教育發展總體方案》，到2015年，要實現碩士研究生教育從培養學術型人才為主向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的戰略轉變，碩士層次的專業學位類別要增加一倍左右。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堅守學術性的標準，不盲目擴張，嚴格控制專業學位的規模、保障專業學位教育的質量，應當成為政府和高校下一步工作的一個重點。
誰在為國有土地“變臉”搭臺
徐立凡
據新華社報道，在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30多畝用于服務老年人的國有公益性用地，“變臉”為商業用地，上面的豪華別墅竟起名“老年公寓二期工程”和“老年服務中心”。更令人費解的是，自2001年起，當地職工就多次舉報，而規劃、城建、房產等部門卻置若罔聞，甚至違規補齊了相關手續。
人們不禁要問：社會公共福利為何如此輕易地被轉換成少數人的利益？這一土地“變臉魔術”是如何完成的？
正如許多土地違法案件，國有用地“變臉”的背后，藏著的是一個“利”字。從三份“聯合開發合同”看，誰是不當獲利者一目了然：當地民政局、福利院和開發商聯合建設的老年公寓、婚嫁服務中心、遺棄兒童收養中心和老年服務中心，都只是一個幌子。開發商向福利院提供的職工住房，以及公開發售的別墅和商品房，才是各合作方真正關心的利益所在。
問題是，上述利益關系要得以順利實現，僅有民政局、福利院和開發商的合謀還不夠，還必須具備一系列“客觀條件”。正是在這些條件下，投機者才完成了對國有用地的“變臉”：
首先，缺乏違規制約。盡管土地開發制度對于執行城市規劃、開發用途與期限作了規定，但是缺乏相應配套措施和具體懲治細則，這意味著違法成本事實上的降低。而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繁榮，刺激了各個尋租方鉆制度空子牟取利益的沖動。當違法收益大于違法成本時，侵吞國有土地資產的合謀也就輕易形成。亳州市譙城區的各方主體之所以敢變更土地使用性質，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違法成本小于收益的考量。
其次，存在制度空白。長期以來，開發中的聯建問題都缺乏明確的政策界定。聯建涉及的環節復雜，產權模糊，因此屢屢成為一些人違規違法進行土地操作的“護身符”。亳州市譙城區民政局、福利院和開發商既可以說是不當得利的合謀者，也可以說是聯建方。界定上的標準不一，給了相關方與制度周旋的空間和避責的借口。
第三，行政問責難行。侵吞國土資源的進程剛剛開始時，當地職工就已舉報，但各有關部門要么置之不理，要么象征性查處，并且以違反程序的方式補齊了有關土地開發的手續。這個過程不僅同樣存在尋租可能，而且充分表明，在地方政府與土地開發商利益存在“交集”的情況下，對土地市場違規違法行為的行政問責很容易變為一紙空文。
今年4月中旬以來，從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的房地產調控新政，完善了土地開發建設中的制度設計，同時強化了行政首長負責制。可以預見，類似土地“變臉魔術”的舞臺將逐漸壓縮。不過，這起案例仍可提供新的警示：房地產市場上投機氛圍的徹底蕩滌，不僅需要去除市場投機因素的浸透，還要防止權力投機因素的浸透。從這個角度，房地產市場既要注重價格調控，也應注重地方政府的行為調控，唯此，才能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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