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黨務新標桿
鄭語
“陽光黨務”、“開放執政”正日益成為執政黨的共識，并被穩步付諸實踐。
回首2010，從推進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到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試點推廣全國，再到中央發布實施《關于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的意見》……一系列舉措，意味著黨務公開已從理念層面、決策層面走向操作層面，從局部試驗階段逐步走向全面實踐階段，從單項的嘗試逐步走向制度化、規范化和科學化。
黨務公開，是保障黨員民主權利、加強黨內民主的重要舉措。作為新形勢下黨的領導方式的一項重大改革，推進黨務公開的首要一環，便是要明確責任主體、落實組織協調主體。廣大基層黨組織處于社會的最前沿，是黨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因此，以基層組織作為推進黨務公開的抓手至關重要。
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涉及面寬、情況復雜，不僅需要各級黨委組織協調、職能部門落實，而且還需要相關機構監督檢查、評估反饋，才能形成一個閉環系統。比如，各級黨委（黨組）需認真執行黨建工作責任制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各級黨務公開工作領導小組及其成員單位要加強分類指導、開展監督檢查、強化考核評價、嚴格責任追究；廣大基層黨組織要結合實際制訂具體方案，組織實施等。如此，方可確保2011年底黨務公開在全國基層黨組織中全面實行。
而從公開的內容來看，除涉及黨和國家秘密等依照規定不宜公開或不能公開的外，要把黨組織決議、決定及執行情況，黨的思想建設情況、組織管理情況、領導班子建設情況，干部選任和管理情況，聯系和服務黨員、群眾情況，黨風廉政建設情況以及黨員關心的熱點問題等其他應當公開的事項列入公開目錄，按照規定及時主動公開。
需要注意的是，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對其他各類公開工作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因此，黨的基層組織黨務公開與其他各類公開應相互促進、協調運轉。把黨的基層組織黨務公開與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廠務公開、村（居）務公開、公共事業單位辦事公開等工作有機結合起來，既注意在黨務公開中吸收借鑒其他方面公開工作比較成熟的做法和經驗，又注意將黨務公開中的重要決策和主要措施在其他方面公開工作中體現出來，使之有效銜接、協調運轉。
同時，黨務公開應始終堅持自下而上、由點到面，先從黨的基層組織實行，成熟后再逐步向黨的地方組織推開。
農村教育空心化的危險
王金濤
年前，湖南省衡南縣發生校車墜河事故，14名小學生遇難。據媒體報道，官方已初步認定這是一起典型的非法營運、嚴重超載造成的特大交通事故。
根據慣例不難想象，事故責任人無疑將被法辦或受到嚴肅處理：從事非法營運的三輪車主肯定會被判重刑，有關部門領導將被追究刑事責任或受到行政處分。每當這些處理結果公之于眾時，老百姓一般都很解氣，事故處理者也如釋重負，似乎已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然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理念，終究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可以預見，對此案的嚴肅處理，在某種程度上會震懾非法營運，但一段時期以后，非法營運仍可能大行其道，偏遠山區的許多農村小學生，依然會坐著破舊不堪的不安全車輛，行走在異常顛簸的山路上。
筆者作如此推測，仍基于農村教育空心化的現狀。眾所周知，二元教育結構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典型代表，在城市化迅猛發展的今天，師資優裕的城市義務教育學校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農村學生，農村人口迅速向城市流動，農村中小學日漸萎縮，幾乎僅剩下一些留守兒童在校讀書。生源減少又導致農村不斷并校，一些小學生只得冒著日曬雨淋跋山涉水去遠處上學。在這種情況下，家長為小學生租車上學，也就不足為怪了。
此種租車上學，與城市里的校車不同的是，在農村很難找到安全的大客車，即使找得到，農民也付不起高昂的乘車費。于是，非法營運現象愈演愈烈，違規改裝的三輪車不僅運學生，也運成年人，也許只有這樣的車輛，才適應當地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因為農民沒有坐正規客車的消費能力。如果非法營運真的被徹底消滅了，那些小學生的家長們或許找不到車，或許要為花更多的租車費而苦苦支撐。在這樣的情形下，一時間被打壓下去的非法營運早晚會像野草一般滋生出來。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由政府提供校車服務。
可是，經費不足是農村教育空心化的一個重要癥狀。在一些農村地區，教育經費能夠保障普九就已經善莫大焉，再讓政府花錢為學生包車，豈非難上加難？可是，政府必須認識到，既然并校加劇了農村學生的出行難，而并校又是政府行為，政府就有理由為學生租車“埋單”。另外，縮小城鄉教育差距絕不能成為一句空話，在這個差距還在不斷擴大的時候，讓偏遠農村的學生坐上安全的校車，更應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至于經費從哪里出，想想這筆費用與當地政府的接待費相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的現實，就不難痛下決心了。
真的不需要電影分級嗎？
韓冰
央視播音員郭志堅日前在博客上撰文，認為電影《讓子彈飛》不適合青少年觀看：“試問當一個孩子，尤其是青少年看了這些‘拳頭加枕頭’的畫面之后是否會給他們正在成長的身心注入一股非理性的沖動，我很擔心！”旋即引來一番議論，其中包括：好電影不一定都要適合未成年人觀看。根據《電影劇本（梗概）備案、電影片管理規定》，電影中“夾雜兇殺、暴力、恐怖內容”屬于“應刪剪修改”的情形之一，《讓子彈飛》被認為是“挑戰電影審查底線”的影片，也被評價為2010年中國最好的國產電影之一，但它如何能做到“老少皆宜”呢？
事實上，要求所有電影“老少皆宜”，并不適合市場化條件下電影產品多樣化、觀眾群體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中國不實行電影分級制度，這使得所有電影，不管它內容如何，都可以面向所有觀眾，包括兒童；而在每年票房過億的國產電影中，像《阿凡達》那樣適合全家老幼一起觀看的，幾乎沒有。
20世紀，美國電影業走過了一段從審查制到分級制的過程。1930年，美國通過了一部《電影制作法典》，用以規范電影內容。該法典起草宗旨中稱，電影會穿透到“一個12歲的人心中”，“大多數藝術均訴諸成熟的頭腦，但電影這種藝術卻訴諸每一階層”。在此后的30多年，這部《法典》成了電影業頭上的“緊箍咒”。
20世紀中葉，電影的表達自由得到承認，好萊塢認識到，一部電影不一定要吸引所有年齡段的觀眾共鳴，只針對某個特定的觀眾群體，也能夠獲得利潤。1968年11月1日，美國開始正式施行電影分級制度。幾經修改，最終確定了五級電影分級制度，包括G級（大眾級影片，適合所有年齡層次的觀眾觀看）、PG級（建議在家長陪伴指導下觀看，一些內容可能不適合兒童）、PG-13級（家長需特別謹慎對待，一些內容可能不適合13歲以下兒童觀看）、R級（限制級，17歲以下觀眾必須有家長或成人陪伴方可觀看）和NC-17級（17歲以下觀眾嚴禁觀看）。
有人擔心，中國實行電影分級，會導致銀幕上出現大量的情色、暴力內容。實際上，在實行電影分級40多年的美國，票房最高的影片，多集中在G級、PG級和PG-13級，還出現了《獅子王》《玩具總動員》等適合家庭群體觀看、市場回報很好的G級電影。根據美國有關調查，超過70%的觀眾認為電影分級制度在幫助選擇影片方面“很有用”或“比較有用”。
而在中國，拿下6.6億票房的《唐山大地震》曾嚇哭孩子，在香港被分級為“兒童不宜”。筆者認為，一個正在邁向電影強國的國家，至少應該讓每位家長站在影院門口的時候，能夠清楚地知道哪部電影適合自己的孩子——就為這個原因，中國也需要電影分級制了。
為中美關系掀開新頁
杜蘭
2010年可以說是中美關系的多事之秋，兩國之間麻煩不斷。但到了年底，雙邊關系開始回暖。美國白宮日前發表聲明，宣布胡錦濤主席將于2011年1月19日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隨著訪美日期的臨近，中美雙方都在進行著緊鑼密鼓的準備，為胡錦濤訪美營造良好氛圍。中美關系經歷一年的波折后迎來企穩回升的重要機遇。
2010年的中美關系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兩國關系出現緊張，競爭加強，主要是因為美國對外政策進行了大的調整，將戰略重點聚焦到亞洲，希望從亞洲的快速發展中獲利，并塑造對亞洲的領導；也是由于美國對中國的快速發展估計不足，擔心中國崛起挑戰自身地位，對中國疑慮加深。因而，2010年的中美雙邊關系中，對臺軍售、西藏、人權、貿易紛爭、匯率糾紛等老問題有所突出，并表現出新的特征。與此同時，美國利用東亞局勢加強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在黃海進行多次軍演，在南海和釣魚島問題上發表新的言論，頻繁觸動中國神經。
然而，中美關系的主調依然是合作。兩國利益日益交融，相互依賴日益加深。中美高層互動頻繁，兩國元首2010年進行了三次會晤。雙方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清潔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合作也都取得了積極成果。
歲末年初之際，中美關系逐漸回歸正途。2010年12月10日中美國防防務磋商在華盛頓舉行；12月13日中國副總理王岐山率團赴美洽談商貿；12月15日至17日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訪華；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已確定于2011年1月3日至7日赴美訪問；美國國防部長蓋茨也將在2011年1月9日至12日訪華。這些對話和訪問的增加，傳遞出兩國在商貿、政治、軍事關系和有爭議問題上基本達成共識的積極信號，并為胡錦濤主席訪美成功打下基礎。
美國方面對此次胡錦濤訪美十分重視，明確強調將以國事訪問的規格進行接待。這說明奧巴馬政府仍然將中國視為重要的對話與合作伙伴。美方已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勢不可當，在很多問題上需要同中國合作或借助中國，發展穩定的中美關系符合美國利益。
此次胡錦濤主席訪美是進一步穩定兩國關系的重要契機，也是向兩國人民展示雙邊關系價值的難得機會，其意義不僅在于化解雙方之間的矛盾、增進互信，更重要的是為未來一段時間的中美關系發展確定基調。此次訪問必將為中美關系的發展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為中美合作翻開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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