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伏天”再問勞動保護
7月14日是入伏的第一天。與往年不同，由于中伏結束于立秋之前，今年的中伏增加了十天。也就是說，30天的三伏天變成了40天的“四伏天”。事實上剛進7月，中央氣象臺便連續多天發布高溫預警。
盛夏的熱度炙烤著每一個露天勞動者。今年是“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大規模的重點工程相繼開工。年中已至，全國計劃開建的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也面臨“中考”……這背后透著數以百萬、千萬計的露天勞動者在高溫下開工的滴滴汗水。
高溫勞動保護，不是媒體聚焦的新鮮詞了。2006年，我國部分地區出現的一些勞動者在高溫下作業中暑死亡的事件，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在全球極端氣候頻發、城市熱島效應加劇的背景下，中國的高溫保護立法至今顯得嚴重滯后。
1960年頒布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條例》，已“暫行”51年。《勞動法》對高溫勞動保護的規定比較模糊，操作性也不強。2007年7月，衛生部、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四部門聯合下發通知，規范高溫津貼、高溫作業勞動和休息制度等。此后幾年，高溫勞動保護一直以多部門每年聯合下發通知的形式延續著。
近日，國家安監總局辦公廳、衛生部辦公廳、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全國總工會辦公廳再次下發通知，要求用人單位安排勞動者在高溫天氣下(日最高溫度達到35℃以上)露天工作，應向勞動者支付高溫津貼。
然而，“通知”畢竟不是法規法律。在我國用工方式多樣化的情況下，帶著紅頭的一紙“通知”在基層一線的執行力度有多強？覆蓋面有多寬呢？現實中，高溫補貼發放情況，防暑降溫設施和用品的提供、發放情況如何？農民工、勞務派遣工在高溫露天作業時的勞動保護狀況，與正式職工一樣嗎？缺乏相應問責處罰機制的“文件”，在具體執行中怎樣才能不打折扣？
四年前的2007年，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分別批示要求做好防暑立法工作。國務院法制辦隨后會同全總、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衛生部、安監總局等部門召開研討會，對國家出臺統一的高溫勞動保護法規的可行性進行討論。但內部人士表示，高溫勞動保護立法涉及到工傷保險、勞動安全、醫療衛生、氣象預報等諸多環節，“實際操作難度系數很大”。
然而，再大的難度系數、再難的部際協調，在“以人為本”核心理念面前，是難題嗎？但愿不要每年盛夏都老話重提，期待高溫露天勞動者早日享有完善的依法保護。
拖延公開 “三公”當問責
國務院三令五申，98個中央部門應于6月底前公布“三公”經費情況。但半個月時間過去，翹首以盼者看到的卻是一出肥皂劇。
劇情之一，拖拖拉拉。截至目前，僅有十余部門公開“三公”經費，90%的部門尚未公開；劇情之二，遮遮掩掩。目前已交出的“三公”答卷中，粗枝大葉有之，語焉不詳有之，含糊其辭有之，很難讓公眾判斷這些消費是否合規合理。大致公認為合格的只有審計署賬單和財政部賬單。但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合格答卷只有兩張。
“三公”經費一直是影響政府公信力的“軟肋”之一。但現在這種做派，失望的是公眾，受損的是政府公信力。某些部門對“三公”經費公開的一拖再拖，不能僅僅譴責了事。最有效的辦法還是制定明確的細節和公開的標準，同時以問責機制強力推進。
其一，什么應當公開，制定明確的標準。我們雖然暫時還不可能做到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那樣細化到一張公務用紙、一張桌椅的使用和維修都有嚴格的規定，但其對所有公務車使用統一標識牌照的做法，卻完全可以借鑒；其二，依法辦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了“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開義務的”的罰則：“由監察機關、上一級行政機關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對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既已有法可依，則須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觀望拖延者應當認清的一點是，不管以何種理由如何阻礙，包括“三公”經費在內的政府信息公開已是大勢所趨。
國際機制中的中國面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新掌門人拉加德剛上任就開始對自己的工作班底進行調整，這其中包括提名現任總裁特別顧問、來自中國的朱民為IMF副總裁人選。如果此項提名獲得通過，朱民將成為IMF1944年成立以來首位出任副總裁的中國人。
朱民獲得提名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一方面，朱民本人“擁有政府、國際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場的豐富經驗，高超的管理和溝通技能，以及對基金組織的機制理解”（拉加德語），個人條件很好。另一方面，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龍頭之一，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長，在IMF的投票權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居第三位，有一名來自中國的副總裁是合理的。
近年來，在各種各樣的國際機制中，人們越來越多地看到一張張中國人的面孔。即將“高升”的朱民、前些年入主世衛的陳馮富珍、任職世行的林毅夫、進入聯合國的沙祖康、被任命為聯合國糧農組織副總干事的何昌垂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這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在穩步上升。六十多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綜合國力穩步提高，尤其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完成了一系列“華麗轉身”，躍升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和世界第一大出口國。而國際機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各國實力博弈的產物，正是中國硬實力的不斷夯實才能保證中國人的面孔出現在國際舞臺。
二是中國與國際機制的關系已經并將繼續發生變化。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基本上是游離于現存的國際體系之外，包括聯合國在內的許多國際機制成為中國批判的對象。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由相視和相遇轉變為相交和相容，中國也越來越看重國際機制的作用。日益增多的中國職員服務于國際機制并且進入這些機制的高層表明，中國將繼續以一個負責任大國形象參與國際機制的改革和國際秩序的轉型與構建。
不過，國際職員的光環雖然很榮耀，但是飯碗也不好端。這些職員首先要處理好自己的祖國和就任的國際機制之間的關系，否則受氣是難免的。最重要的是，這些職員還必須按照“老板”或者“董事會”的意志來行事。而當今世界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機制中的話語權和最后決定權，還依然掌握在發達國家或者西方國家手里。從這個意義說，中國面孔出現在國際機制中僅僅是第一步，團結其他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逐步改變國際機制的不合理部分，謀求更大的議程設置權和話語權才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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