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坤叔困境”重在觀念突圍
郝洪
只有善待、善用、善管公益團體，我們的社會管理才能發展創新，社會的和諧穩定才有寬廣基礎
因為省委書記的批示，20多年默默致力于慈善助學的廣東東莞民間團體“坤叔助學團隊”終于“轉正”，以“東莞千分一公益服務中心”的名字，注冊入籍東莞市民間組織管理局，正式成為中國民辦非企業隊伍中的一員。此時，距“坤叔助學團隊”遞交注冊申請已近5年。
集合1300多名助學者，資助2600多名貧困學生，每年資助經費數百萬元——“坤叔助學團隊”一對一助學模式，從廣東拓展到廣西、四川、湖南等地，廣受贊譽。可是，尋求合法身份之路，卻障礙重重：有制度困境——民間助學團體沒有業務主管部門，也沒有行業歸屬，沒人管，就沒法登記；還有種種顧慮——“坤叔”們希望使用的“千分一公益服務中心”這個名稱，呼吁大家拿出收入的千分之一用于慈善事業，但在管理部門看來，卻擔心是在硬攤派。
如今，省委書記“很為坤叔的公益團隊憤憤不平”的一紙批示，化解了“坤叔困境”，然而，更多民間公益團體的身份困境該怎樣化解？民間公益團體的力量如何得到進一步的認同？
中國公益慈善舞臺上，民間公益團體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捐資助學、環保行動、抗震救災中都有他們的身影，并已經成為現代生活中的一部分。不斷成長的新興民間公益組織是政府機構的補充，是社會管理的有力支撐，也是和諧社會的潤滑劑。
遺憾的是，一直以來，民間公益團體的社會角色并沒有得到廣泛認同。不僅如此，從身份認定到人員、場地、管理等諸多方面，不低的門檻已將許多致力于公益的民間團體擋在門外；就算一切硬件條件具備，還有道德的苛責和質疑如影相隨——一如“坤叔助學團隊”，普通不過的注冊名稱，也會遭遇居高臨下的道德追問。
無論是制度困境，還是種種猜忌，歸根結底，都是觀念困境。民間公益團體的高門檻背后，是對社會管理認識的局限。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需求越來越多樣化，需要社會提供的服務也越來越細化，這些需求，有些要依靠政府管理完成，有些則依靠市場提供，而有一些則寄望于多樣化的民間公益機構。這是我們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方面。
正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所言，“我們不能對公益組織在成立時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后卻疏于監管。”只有認識到民間公益團體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意義和作用，進而做到善待、善用、善管，我們的社會管理才能發展創新，社會的和諧穩定才有寬廣基礎。
今年7月，有關部門表示，對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履行登記管理和業務主管一體化，這意味著，上述三類社會組織將可直接登記，不必再找所謂業務主管部門掛靠。從“坤叔助學團隊”的“轉正”波折看來，制度藩籬雖然推倒了，但更關鍵是要拆除觀念上的圍墻，否則，在登記管理上仍然會遭遇諸如“注冊名稱有攤派之嫌”的泛道德化門檻，擋住民間公益機構前進的腳步。
“流動時代”怎樣呵護“留守未來”
范正偉
對留守兒童的關注，要著眼于對單獨個體的關切，更應擴展至對龐大流動人群的關懷
“村莊沒有生氣，孩子的內心是荒涼的”、“沒有學校的村莊就像沒有孩子的家庭”，剛剛過去的這個暑假，清華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師生深入農村，尋找鄉村教育的希望，同時呈現了許多“空心村”的荒蕪與糾結。
伴隨著這樣的“宏觀關切”，前不久發生在湖南農村的慘劇，再一次以極端的方式，讓“留守兒童”闖入我們的眼簾：一個年僅1歲8個月的留守女孩小夢與奶奶的遺體共度7日之久，才被從長沙趕回家中的父親發現，小夢的身心均受到了嚴重傷害。
“父母在遠方，身邊無爹娘，讀書無人管，心里悶得慌，安全無保障，生活沒希望。”這則順口溜，點出了小夢遭受傷害的直接原因，反映出許多留守兒童的生存現狀。親情、教育、安全，缺失了這些至關重要的環節，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引人憂思。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親情是所有社會關系的基礎。在經歷了慘劇后，小夢的父親痛定思痛：孩子好了后，一定要帶在身邊。然而，正如有人所擔憂的：進城后的小夢能在父母奔波忙碌中得到足夠的關愛嗎？面對高高的戶籍壁壘，又如何從稀缺的社會公共服務中分享到自己應得的一份？
留守兒童的問題，不只是一個家庭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5800萬留守兒童的背后，是超過兩億背井離鄉的“流動大軍”。一邊是“流動”，一邊是“留守”，許多時候，正是流動人群權利的缺失，造成了留守兒童的種種困境。在這個意義上，留守兒童的安全問題，不僅是能否與父母共同生活的問題；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也不僅是一本課本和一張書桌的問題。對留守兒童的關注，既要著眼于對單獨個體的關切，更應擴展至對龐大流動人群的關懷。
日前，國家人口計生委發布了《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報告對流動人口生存發展狀況、人口流動遷移與城鎮化、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折射的現狀有喜有憂。但無論如何，伴隨著中國不可逆轉的城市化進程，人口流動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在這樣一個充滿轉型與陣痛的“流動時代”，如何讓追逐夢想的流動人群告別候鳥式的“半城市化”狀態？如何使留在農村的兒童避免過早被“社會性斷乳”？如何避免父母為孩子外出打工掙錢、下一代卻在留守中荒蕪的發展悖論？
法國學者孟德拉斯在其著作《農民的終結》一書中說：“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在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對當下中國而言，這一命題的一個重要內容則是，為留守兒童提供必要的政府與社會支持，減少他們的親情缺失、教育缺位、行為失范與安全隱患，實現《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強調的“所有兒童享有平等的權利與機會”。這不僅關系到中國的城市化能否有一個穩定大后方，也關系到中國的現代化能否有一個可持續未來。
拿什么根治“中小企業病”
周人杰
根治“中小企業病”，要對癥下藥，更應完善應急狀態下的金融保障，切實引導實業走向繁榮
高利貸資金斷裂、溫州老板跑路、臺州老板自殺……近期充斥媒體的報道再度引發公眾對江浙中小企業的關注：悲觀者以為這將嚴重影響國民經濟向自主增長的有序轉變，提出“中國式次貸危機”的擔憂；樂觀者則認為個別企業破產倒閉是正常現象，更欲以市場之名放任其自生自滅。不同認識的背后，中小企業究竟有著怎樣的尷尬？突圍之路又在何方？
中小企業的地位和作用無需贅言。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言，“中小企業在擴大就業、推動經濟增長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具有全局和戰略性的重要意義”。近年來，從憲法對非公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的制度規范，到“新36條”對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保障，應該說，中小企業發展的環境正在不斷優化。
然而，在國際金融危機以及經濟波動階段，一些中小企業的頻頻破產倒閉，除了自身抵御風險能力差的因素和市場經濟正常的優勝劣汰，還有其他“非常”因素的存在。事實上，中小企業面臨的利潤空間低、融資成本高等問題，使得它們往往格外脆弱，有人形象地概括為“中小企業病”。
要幫助中小企業走出困境，一方面固然要在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的同時，按照中央的要求，實施差異化金融監管、機構信貸政策落實、財稅支持力度加大等應急政策；同時也要認清“中小企業病”成因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它不僅是老板道德病、企業經營病，更是金融信貸病、實體經濟病。對此，我們除了采取靈活審慎的調控政策之外，更應著眼于長遠和大局，加強制度建設。
當前中小企業面臨的最大難題是資金問題。因此，民間借貸和官方信貸對于應急狀態下的中小企業，意義不言自明。只有不斷完善對中小企業的信貸保障才能從根本上紓解中小企業的種種困境。
對于民間借貸而言，應該相信市場，給予其合法的市場地位。事實也證明，民間借貸宜疏不宜堵，應加強監管，引導其陽光化、規范化發展。尤其在中小企業經營困難的特殊時期，更應建立風險評估、預警體系、秩序整頓等制度，發揮其積極作用，同時防范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
相信市場，但也不能迷信市場。在民間借貸之外，還要建立一整套應急狀態下的觸發機制。一旦發生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過高，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金融機構、擔保公司、小額貸款組織等便應自覺響應政府干預，按照比例、降息讓利、分類發放中小企業貸款，切實落實支持發展中小企業的國家戰略。
“民營經濟成就了浙江，是浙江的瑰寶，我們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它們。”目有疾，自當醫。而這種醫治，不僅要給予其應急性的資金支持，更要著力約束資金流向，規避應急貸款再次流入資本市場的風險，引導中小企業走向實體繁榮的康莊大道。由此而論，根治溫州企業近年來從房產到能源再到古董的炒作之風，才能矯正被扭曲了的經濟結構，才能盡量減少無謂的行政干預，才能重新提振實業起家的勇氣與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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