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存在是面鏡子
郝洪
盡管人人喊“打假”，但并不是人人都喜歡“打假英雄”，方舟子被襲后的輿論反應就證明了這一點。當方舟子將他在北京住所附近遭遇兩個歹徒潑辣椒水和鐵錘襲擊的消息通過微博“廣播”之后，輿論就明顯分成兩大陣營，一方呼吁“方舟子的危險就是我們的危險”，另一方則質疑被襲事件背后是否有自我炒作嫌疑。
方舟子究竟是因“打假”而被報復，還是為了自身利益而自我炒作，相信有關部門會查明真相，給所有關注此事件的公眾一個交代。但是，真相的查明恐怕并不能結束一直以來人們對于“打假英雄”方舟子的輿論分歧。
方舟子善于打假。從打假案例的選擇，到專業知識的運用，打假10年，他以“對真相要有潔癖”的近乎偏執的追求，觸碰了許多個人、團體或是部門的利益。同時，作為“打假個體戶”，方舟子的打假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其獨來獨往的風格、嫉惡如仇的個性，都跟“和而不同”的文化傳統格格不入。如果再由于受其個人價值觀、知識面的影響，追問的過程偶有瑕疵，就更容易撩撥起“苛求‘苛求者’”的社會心理，引來旁觀者的動機質疑。
而這還不是公眾對方舟子10年打假行為最為困擾之處。更大的糾結在于，人們渴望知道真相，但是，當真相總是以這樣非正常的渠道被揭露，當事實總是需要經過如此極端的方式被呈現，面對這樣的真相，人們不知該是喜還是悲。
一方面，人們為方舟子一次次的打假而歡呼；另一方面，人們卻又為每次打假事件的“虎頭蛇尾”而沮喪和猶疑。比如學術領域的許多打假，大多數也是不了了之。轟轟烈烈的打假往往以響亮的掌聲和喝彩為開端、尷尬和失望的沉默為結尾，打假十年，有多少案例能稱得上“真正的勝利”？
方舟子的存在是一面鏡子，照見我們這個社會的難堪與窘境——對誠信制度的呼喚為何如此艱難？所謂制度打假，無非是建立起一套社會誠信制度，完善對造假的懲罰機制，讓所有造假者付出慘痛的代價。倘若學術造假者被開除，永遠被排除在學術圈之外，文憑造假者的職業生涯因此被截斷，造假之風還能如此猖獗嗎？
讓造假者為自己的行為付出高昂的代價，相信從技術層面講并不是太難的事。關鍵在于懲罰機制從哪個層面啟動，是不是在懲罰機制面前，所有造假者都能一視同仁。遺憾的是，在這方面我們始終沒能跨出實質性的一步。如此這般的舉步不前，成就了方舟子的知名度，也常常令他孤獨的努力功敗垂成。他的境遇折射出的，是我們的社會在成就與德行、功利與價值面前的進退取舍。在某種程度上，他的追問也正是我們每一個人在將來面對歷史時，無法擺脫的追問。
關注"三農"發展的"神經末梢"
張毅
中國消費者協會日前發布上半年全國消協組織受理投訴的十大熱點。其中，農用生產技術服務投訴量同比上升118.5%，居投訴增幅首位。
這條消息耐人尋味。農技服務成為投訴熱點，而且增幅居高，這說明農民科學種田的需求越來越旺，但農業技術服務還比較弱，從服務內容到服務質量，農業科技都供不應求。農業要發展，就必須正視新矛盾、解決新問題。
新矛盾是什么？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速農業現代化，任務非常緊迫。目前，我國科技對農業貢獻率約為50%，而歐美國家科技對農業貢獻率在70%以上。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還有很大差距。今后，農業增產增效，國家糧食安全，不能再靠擴大面積，增加量的積累，只能靠科技創新，實現質的飛躍。
農業現代化，要有三個支撐：政策支撐、基礎支撐和科技支撐。近年來，中央面對農業農村發展歷史欠賬較多的現狀，實施反哺“三農”戰略，補貼農民，加大投入，加強科技，強農惠農政策不斷完善。
比較而言，農業科技進步見效慢，過程長。尤其是農業技術推廣和服務，面廣量大，而且一段時期內欠賬過多，許多地方出現了“線斷網破人散”的困局。專家、農民“隔河相望”，兩頭急。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不到４0%，而發達國家達80%以上。因此，這個“118.5%”，再次提醒我們，打通農技推廣“最后一公里”，給農民以真正貼心、滿意的技術服務，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必須跨越的障礙，也是反哺“三農”必須加強的環節。
關注這個“118.5%”，要不斷充實反哺“三農”的政策內容，提升反哺水平。不僅要給農民經濟實惠，還要給科技紅利；不僅要滿足農民務農增收的愿望，還要創造科學種田的平臺；不僅要立足當前，加強物質裝備，還要著眼長遠，構建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
關注這個“118.5%”，要不斷深化改革，細化措施，夯實發展基礎。國家已經啟動基層農技推廣體系改革和建設示范縣建設，為新時期健全農技推廣體系，增添農業科技的創新動力、發展活力，提供體制機制保障。政策措施還要堅持不懈地推進和完善，不能左右搖擺。
關注這個“118.5%”，還需要樹立科學的政績觀。“三農”工作，難點在基層，功夫在基層。農技體系建設，往往是“潛績”，而不是“顯績”。這要求政府部門，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改革發展的大盤子中，在“三農”發展的長遠規劃中，一定要下決心解決“神經末梢”問題。否則，末梢不靈，手足無措。
根深方能葉茂。要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提升，必須把基礎性的工作做得更實，讓農業發展的根須扎得更深。
發展家庭服務業是件大事
顧兆農
9月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溫家寶總理主持研究部署發展家庭服務業的政策措施。分別從規劃統籌、市場秩序、服務培訓、權益保護、財稅扶持等方面，進行謀劃、規范和支持。
在人們的印象中，家庭服務不外乎打掃衛生，燒飯買菜，照顧病人、老人和幼兒等，這些婆婆媽媽的“小事”，何以引起國務院的重視？可仔細想來，這樣的“小事”哪一件不是涉及千家萬戶？在這個意義上，再小的事，只要乘以13億，那就是大事。
一方面，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城市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人口的老齡化和生活的現代化以及家庭在子女教育、個人健康、居室環境、娛樂休閑、社交往來等生活方式方面的變化，人們對家庭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多，要求越來越高；另一方面，由于從業過程缺乏管理監督、規范化培訓機制尚未建立，使家政服務業遭遇了一些瓶頸。
比如，雖然一些地方都有家政公司之類的機構，但多為作坊式的，層次不高，就總體情況看，這個行業的組織化、專業化和社會化的程度還很低，家政服務人員的服務技能，幾乎是本能型的，其職業的操守和道德，沒有任何約束或制約，基本是憑良心做事。如不大力扶持，這樣一種基本處于原始狀態的家政業，難以支撐一個有著巨大需求的市場，更難成為一項成熟的產業。
中國城鎮化的步伐，勞動力資源的充足程度，都需要城市（鎮）提供更多的就業和接納“新市民”的空間，而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日趨迫近，以及中國人居家養老的傳統等，將為吸納“新市民”提供巨大的空間。把這種需求協調好、平衡好，不僅可以促進社會的和諧，而且可以極大地推動社會進步，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數。
按照國際慣例，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000美元時，居民對家庭服務需求激增，家庭服務業進入迅猛上升階段。在宏觀上重視，在細微處入手，家庭服務業這一朝陽產業，必將成為我國新的經濟增長點，給更多人帶來新的就業機會，并不斷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促進經濟社會的繁榮和諧。
節能減排不能讓百姓如此"買單"
畢詩成
中央政府對于完成“十一五”節能減排任務目標決心很大，各地也都在不遺余力地想辦法，有些想出來的是高招，有些想出來的卻是讓人哭笑不得的損招——比如河北某縣，從9月3日開始對全縣98條線路分3批實施“有序”限電，每批限電時間為22小時，從當日21點到次日19點。縣政府辦公室在限電通知里稱，這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用電量控制指標；群眾則非常不滿，難道節能減排竟是這么個搞法？
很顯然，這是因噎廢食的拍腦門決策，打著“節能減排”等冠冕堂皇的幌子，卻是在折騰老百姓的小日子：做網絡生意的做不成了，辦企業的不能按時交工了，開養雞場的沒法照明陷入混亂了，老百姓只能靠購買發電機、儲水桶過生活……如果一定要說如此限電能節省一些用電量、為節能減排做點小貢獻的話，那么在另一面，則是在制造公共生活的混亂。我們實在想不通：這樣的措施是怎么出臺的？當地縣委、縣政府辦公地點也是這么限電的嗎，還是吃了“專線供電”的小灶？
某種程度上講，當下污染嚴重、減排任務緊迫，正是由于很多決策者平時盲目追求地方GDP、不惜透支能源環境資源，沒能做到科學發展造成的。現在倒好，監管者的失職卻讓老百姓來“買單”，這不是糾錯，而是錯上加錯。節能減排是個系統工程，完成“十一五”節能減排的任務固然重要，但要建立在真正樹立發展低碳經濟理念的基礎上，查找出影響節能減排的體制機制性障礙，從而制定政策抓好落實；光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摳數字”，實在是無能力卻要濫作為的表現。
節能減排的目的是讓民眾有更幸福的生活，如果以社會、生活的停滯為代價，不僅是極端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更是對社會、對百姓極端的不負責任。尤其需要警惕的是，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似乎不止一家，有報道說，還有其他縣也在這么搞——由此看來，簡單的指標化管理與數字化任務分解，很可能催生出一些影響很壞的擾民式對策。追求“立竿見影”的短期行政手段，正在異化為對社會生活的“折騰”，對此不可不防。
同樣需要防范的，還有對真正產生污染且屬于落后產能的企業的遷就。近期媒體多有報道，有些地區為了維護GDP的持續增長，對淘汰落后產能陽奉陰違，變相保護。有的地方甚至把幾年前就已經關停的煉鋼高爐也列入今年的淘汰名單充數，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工信部上個月公布的18個行業、2087家企業的關停公告，就被媒體發現有些企業已經不存在，有些企業早已停產。
節能減排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要順利完成“十一五”定下的指標，除了中央決心與全面布局，更需要解決地方干部的發展理念問題，解決考核與監督的路徑困境。如果地方干部滿腦子是怎么“不擇手段”地應付指標，如果落后產能企業在地方干部眼里還是“香餑餑”，那么節能減排就很可能淪為一場貓鼠游戲，折騰老百姓，背離中央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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